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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隔10年，河洛文化研討會再次在河洛文化發源地——洛陽舉辦。昨日上午，第十四屆河洛文化研討會隆重開幕，與會專家學者圍繞河洛文化與“一帶一路”、河洛文化的“核”與“魂”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交流。

　　河洛文化有哪些含義?我們身邊有哪些河洛文化的歷史痕跡?《洛陽晚報》記者從河洛文化研討會現場帶回了專家學者的許多精彩觀點。

　　劉慶柱：河洛文化是國家文化

　　●人物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文化非常講究一個“中”字，早在約4300年前，就有先民追尋“天地之中”的所在地，在今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建立了聚落，這就是現在著名的陶寺遺址。

　　然而陶寺文明并沒有延續太久，幾百年后，二里頭文化在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崛起，河洛地區成為“天地之中”。回看中國歷史，洛陽一直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周、漢、唐、宋等王朝都實行“兩京制”，洛陽皆是其中一京。因為在統治者的眼里，只有定都洛陽才能證明王朝的合法性。

　　出土文物也不斷印證著洛陽是“最早的中國”的地位，陜西省寶雞市出土的何尊上印有銘文“宅茲中國”,這是“中國”一詞的最早來源，指的就是西周王朝的都城成周(今洛陽)地區。

　　現在，河洛地區作為“天地之中”的概念也被國際學界所接受。嵩山歷史建筑群是當年都城洛陽外圍的禮制建筑，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一位外國專家建議在名字前面加上“天地之中”這四個字。

　　要說河洛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我們來看看“門”就知道了。門在古代有著不一樣的意義，它是一個國家的臉面，是權力的象征，門的文化就是從河洛文化中衍生出來的。現在的北京城可以上溯到金中都，它其實就是仿照宋的東、西二京建造的，也就是開封和洛陽。我們再來看看天安門、正陽門、午門等等，其實都能從洛陽定鼎門中找到影子。

　　研究顯示，中國70%的姓氏都源自河洛地區，不僅有先民們從這里走出去，還有無數少數民族來到這里，通過不斷交往、融合才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

　　因此，無論從地緣上來說，還是從血緣上來說，河洛文化都是中國的核心文化，是我們的國家文化。

　　王中江：“二程”洛學影響深遠

　　●人物簡介：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孔子學會會長、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北宋時期學派林立，其中，“二程”所創立的洛學，對中國思想史貢獻巨大。

　　“二程”是指程顥、程頤，長期在洛陽從事著述，聚徒講學，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派別，故其學稱“洛學”。洛學的理論形態是理學，理學主要指宋朝至明代的儒家哲學思想，它是中國儒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河洛文化有源、有根、有魂，在追根溯源的過程中，以“理”為中心的理學不容忽視。日常生活中，人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往往發出感嘆：“還有沒有天理?”這里所說的“天理”，是正義的符號化表達，也是理學中的一個主要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或討論就是從“二程”開始，從河洛地區發源的。

　　理學中的“理”，還有“講道理”和“明道德”之意，其以儒家禮法、倫理思想為核心，吸收、改造道家和佛家思想，強調倫理觀和是非觀，提倡“理性”。

　　遇到陌生人，我們如何處理與其之間的關系?發源于河洛大地的理學給出了答案——仁者愛人。“仁愛”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認可的價值觀，理學中就有這樣的精神內涵。“仁愛”主張包容一切、尊重他人，同時，理學中還有“天人合一”和“萬物一體”的思想，教導我們與世間萬物和諧相處。

　　理學重視人的精神生活，鼓勵大家追求個人生活的精彩，讓人有尊嚴、有歸屬感。與漢唐時期興盛的道教、佛教相比，理學沒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以人文主義為大家樹立信念，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實現自我價值。

　　“二程”所創立的理學，對整個東南亞文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所強調的道德準則和倫理關系，至今仍對大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有重要作用。

　　陳云生：中華法起源于河洛地區

　　●人物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憲法學研究會顧問

　　早在春秋時期，就出現了“為政以德”的治國理念，同時在河洛地區諸國也提出了“以刑理政”的思想，并將其鑄于青銅器之上，這在《尚書》等典籍中均有記載。

　　研究表明，中華法起源于河洛地區，中原是我國法治和法制思想的重要發源地。有這樣的情況，和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與自然條件是分不開的。換句話說，是豐厚的河洛文化催生、哺育了中華法。

　　目前，我們對河洛文化的研究已經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很大進展，但對中華法與河洛文化關系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中華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乏研究是一種缺憾。研究中華法的形成與發展，必須從更高的角度去入手，突破傳統法律的研究模式，從人性的角度出發，結合史料，對社會、民生等進行全面探尋。

　　法學界如果能深入研究中華法，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加強現代法制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我看來，我們現在大量引進西方法律思想、文化、制度，具有合理性，是開放大勢所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我們本土的法律文化，我們還是應該關注“生于斯長于斯”的中華法。

　　最后，呼吁法律界、學術界共同參與中華法的研究，進一步拓展河洛文化研究的領域。

　　羅美珍：客家話中有不少“中原音”

　　●人物簡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人類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明要靠語言表現、記載、傳承。客家的語言雖然受到南方部分民族語言的影響，但其主體結構還是和中原地區保持一致的。例如，廣東省梅州市的客家話中，有不少音韻與中原地區結構相同。

　　客家人是由中原居民向南遷移而形成的群體，從客家人造詞和用詞中，也可以發現不少古代中原地區社會和經濟形態的“影子”。例如，在客家話中，“買”多用具體的動詞代替，“買豆腐”說“托豆腐”，“買布”說“撕布”，“買酒”說“打酒”。

　　由于物質和精神生活一脈相承，客家人有不少習俗也與中原地區一致。例如，元宵佳節，中原地區有娘家給新婚女兒“送花燈”的習俗，客家人聚居地也有類似的“送蓮花燈”習俗。

　　客家人繼承了中華民族的許多傳統美德，客家人傳承了中原文化。與中原地區一樣，客家人崇尚家庭倫理，認為“持家無奇巧，勤儉是法寶”，在客家話里“節儉”叫做“做家”。

　　賴進義：河洛文化在海上絲綢之路再展風華

　　●人物簡介：臺灣中華鄭和學會理事長

　　河洛文化啟于夏、商，成熟于周，興盛于漢、魏、唐、宋，傳承于其后歷代中國。它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在中華文明中處于核心地位。

　　河洛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漢代以后更趨于儒家思想的仁愛王道價值體系。“王道”一詞最早見于《尚書·洪范》，儒家代表人孔子、孟子都是王道思想的推崇者，主張仁政，以德治國。

　　中國古代對外交往歷史源遠流長，自身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向外傳播。尤其是在明代時，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王道思想被傳播到更廣的范圍。王道思想主張在天、地、人結合下，追求永續發展，避免資源耗竭。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內容，恰恰反映了他采用這種王道文化的態度處理國際關系，河洛文化也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發光發熱。

　　絲綢之路在“沉睡”數百年后，因“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提出而重獲世人矚目，也受到東西方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支持和歡迎。以王道為核心的河洛文化，為“一帶一路”的愿景與行動提供了無可比擬的價值，必將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再展風華。

　　施由明：中華文化的“核”與“魂”來自河洛文化

　　●人物簡介：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農業考古》雜志主編

　　河洛地區在哪里?學術界進行過一些討論，提出過一些觀點。如：朱紹侯先生在《河洛文化與河洛人、客家人》中提出的觀點得到較多學者的認同，認為河洛地區“即指以洛陽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鄭州，南至汝潁，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地區”。同時，他還指出，作為河洛文化圈，實際要超過河洛區域范圍，即應該涵蓋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區。

　　我認為，河洛地區是中原的核心地帶，河洛文化圈以洛陽為中心涵蓋河南全省。

　　河洛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史前的孕育、夏商周三代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河洛文化的“核”與“魂”形成。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核”與“魂”主要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崇禮尚樂、天人合一、尚中貴和、尊祖孝悌等。

　　雖然從秦漢到魏晉、隋唐、北宋，河洛文化不斷有新的形態和新的內容，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核”與“魂”沒有變，并逐漸傳播擴展成為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核”與“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