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最重要的譯經人是安清,他于漢桓帝時來洛陽,23年間譯出佛經十幾部。稍后,支讖也來洛陽,10年間譯出佛經十幾部。西晉時,法護為譯經大家,他自幼從外國僧人學佛,到過西域,通曉36種外國語言,并收集大批經典回國,在長安先后譯出佛經165部。前秦時期,釋道安和秘書郎趙整在長安主持譯事,設置譯場,聘請中外名僧協(xié)力進行翻譯,從此使譯經工作由民辦轉入官辦。后秦時期,譯經大師鳩摩羅到長安主持譯場,譯出經論300余卷。梁陳時,真諦由扶南來中國,在廣州、建康等地譯出佛經200多卷。唐代是譯經事業(yè)極盛時期,大翻譯家三藏法師玄奘于公元628年到印度,歷經17年,于公元645年回到長安,帶回佛經657部,后又主持譯場,從645年5月到664年圓寂前一個月,經19年的努力,譯出佛學典籍經律論74部1335卷,占唐代整個譯經總數的一半以上?偲饋碚f,從東漢明帝永平10年到元代元世祖22年,總共翻譯出佛經1440部。
。保妒兰o,西方近代科學文化開始傳入中國,翻譯工作轉入西方教學、哲學、自然科學的翻譯。如數學方面的《幾何原本》、《同文算指》,物理方面的《奇器圖說》,地理方面的《職方外紀》,哲學方面的《名理探》等等。清代末期,最有影響的翻譯家嚴復,主要翻譯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還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工作“信、達、雅”公認的標準和要求。而與嚴復同時期的林紓,則專門從事歐美小說的翻譯,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