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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公元605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陜州峽石(今河南三門峽東南)人。則天朝以字行，時突厥叱利元崇發(fā)動叛亂，武則天不喜姚崇與叱利同名“元崇”，乃改名元之。玄宗朝為了避諱“開元”的“元”字，復改為單名姚崇。他在武周、睿宗、玄宗三朝為相，皆兼兵部。特別是在玄宗朝早期為相，對“開元之治”貢獻尤多，影響極為深遠。

　　姚崇在武則天朝以門蔭出身為仕。任孝敬挽郎職時，應(yīng)“下筆成章”科舉，授為濮州(今河南范縣南之濮城東)司倉。曾先后五次擔任則天朝的夏官(兵部)郎中。當時契丹侵擾河北，戰(zhàn)務(wù)繁忙，軍書積壓特多，原夏官處理文書極慢。姚崇上任后，“剖析若流”，以極快的速度處理得井然有序，武則天甚為驚奇，越級提升為兵部侍郎。圣歷元年(公元698年)義擢升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之職)。酷吏周興與來俊臣伏法之后，武則天在一次廷議中提出：“周、來二人勘案時期，朝中反逆特多；二人死后朝中無反逆之事。以前定的反逆案應(yīng)無枉屈，不然為什么無人申冤辯屈呢？”對這一敏感問題，朝臣無人敢說實話，怕惹禍上身，身家難保。唯姚崇挺身而出，抗顏爭辯說：“從垂拱(公元685年)以后，被定為叛逆而家破身亡之人，都是在嚴刑逼供下誣諂致死的。告密的人為了邀功請賞，編造謊言，天下之人稱為‘羅織’，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殘暴行徑，比漢朝的黨錮之禍還要嚴重得多。陛下也曾派近臣了解獄囚的真實情況，所派近臣本人身家難保，他怎敢據(jù)實上報推翻周興、來俊臣的判決呢？受害人自己只能含冤負屈，稍有異詞即遭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二人翻供被殺不就是例證么？我以全家近百口人的性命擔保，現(xiàn)任朝臣之中沒有一個犯叛逆之罪的。”姚崇這一義正辭嚴的抗辯，不僅滿朝文武對他感激涕零，連武則天也深為嘆服。她說：“以前的宰相，怕負責任，遇事敷衍，不報實情，使我陷入嚴刑峻法的殘暴境地，只有姚卿敢說實話，甚合我的心意。”即刻遣中使賜銀一千兩，以資鼓勵。神龍元年(公元705年)張柬之、桓彥范謀誅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恰好姚崇視察軍情返回長安，遂參預其謀。這次行動的結(jié)果是二張被殺，則天退位，中宗李顯復出。正在朝堂慶賀之時，百官無不歡欣雀躍，共慶李唐國運重開，皇統(tǒng)有繼，而姚崇一人卻潛然淚卜，極為傷感。張柬之、桓彥范對他說：“今天豈是哭泣的日子，恐怕你禍將臨頭。”姚崇說：“我事奉則天多年，一朝離去，感情一下子難于割舍。昨天我參預你們誅二張之謀，是臣子應(yīng)盡之責；今天辭別舊主而哭泣，也是一個臣子應(yīng)有的節(jié)操。若因這次的哭泣而遭懲罰，我也心甘情愿。”行為磊落，委實感人。不久貶為毫州刺史，轉(zhuǎn)常州刺史。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睿宗李旦即位，又召姚崇回朝廷擔任兵部尚書，不久又升為中書令即宰相之職。其時李隆基為東宮太子，而操縱朝廷大權(quán)除李隆基姑母太平公主之外，尚有李隆基兄弟宋王李成器、岐王李范、薛王李業(yè)等人。他們身居要職，掌握兵權(quán)，朝廷大臣均認為宗室干政對朝廷政局不利。姚崇與宋璟等人密奏睿宗應(yīng)把太平公主逐出長安遷往東都洛陽居住，而宋王、岐王、薛王三人則均遷為外州刺史。這本是為李唐王朝長治久安的安邦妙策，不料睿崇昏庸極盛，竟將此語面告太平公主，于是攪得天翻地覆，東宮太子亦涉與謀之嫌。李隆基為了平息風波，乃上表責稱姚崇宋璟離間他姑侄、兄弟之情，請睿宗貶逐二人為外州刺史。此舉名為貶逐，實是李隆基保護二人，怕他們在朝中遭太平公主的暗算。姚崇貶為申州(今河南信陽市南)刺史，后轉(zhuǎn)為揚州刺史，再遷淮南按察使。在這些地方任上，他為政簡肅清廉，百姓及地方官吏為他立碑紀德，甚得好評。

　　姚崇施展抱負，風虎云龍，還是玄宗登基后的開元為相時期。玄宗貶逐兵部尚書郭元振之后，即召令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為紫微令。姚崇在執(zhí)政之先曾與玄宗約定十件大事，如以仁義治天下，數(shù)十年內(nèi)不求邊功讓百姓休養(yǎng)生息，宦官不得干政，皇親國戚不得擔任臺省官職，廢止破格濫用官吏，以法制抑壓佞倖之徒，公卿、方鎮(zhèn)、戚里不得貢獻求媚，全國不得再增建寺廟宮殿，廣開言路接受臣下諫諍，嚴格杜絕外戚干政。這十大建議基本被玄宗所接受，陸續(xù)施行。姚崇在開元時期為相處理的第一件事是勒令僧徒還俗。中宗朝佛教泛濫，公主及外戚度人為僧為尼者甚多。開始還基于佛教信仰，無可厚非，后來有些富戶強丁以寺廟做為逃賦逃役的避風港，成為國家之害。姚崇表奏玄宗說：“一個人只要做到內(nèi)心慈悲善良，使蒼生百姓得到安樂，即是皈依佛法。用不著妄度奸人，破壞朝廷正法。”玄宗接受他的意見，令枉度的偽濫僧徒還俗者12000多人，堵塞了國家賦稅漏洞，增加了社會勞力，于國于民，均稱益舉。

　　玄宗即位以后，以為政清明為目標，姚崇獨當重任，對一切政務(wù)處置得當，且雷厲風行，深得玄宗信任。但是他兒子姚彝、姚異，喜與賓客往來，接受賓客饋贈，招致朝臣和社會人士的批評，影響姚崇的聲譽。他的同僚中書趙誨，深得姚的信賴，在一次接待中私受“蕃人”珍貴禮品，遭到玄宗究問，下獄處死。姚崇一方面承認趙誨有罪，一面又設(shè)法營救，玄宗對此十分惱怒。姚崇自此憂懼不安，多次向玄宗提出解職歸田的請求，并推薦宋璟以自代。玄宗因之免去了他的宰相職務(wù)，以開府儀同三司的待遇讓他歸養(yǎng)。

　　姚崇于開元九年(公元721年)病逝，年72歲。逝世前，他立下遺囑，闡明信佛之害，不許子孫為他延請僧道，追薦冥福。臨終時，叮囑諸子：“我任宰相多年，所言所行，多可傳誦后世。死后的碑文，不是著名文家不寫。當今文壇巨匠，首推張說(音yuè)，我和他素不相睦，若去特地求他為我撰寫碑文，他必然不從其請。我留下一計，在我靈座之前，陳設(shè)珍貴玩物，俟張說來吊奠，細察其情。他若見到這些珍玩，不屑一顧而去，是他記掛前仇，防他報復，汝等速離此地回歸鄉(xiāng)里。倘他逐件玩弄，有愛慕之意，汝等可傳我遺命，悉數(shù)奉贈。即求他作一碑銘，以速為妙！待他碑文做就，隨即刻于石碑，并將原稿進呈皇帝御覽。我料張說性貪珍寶，使其利令智昏必然就范。切記照此辦理，以快為妙。他必事后追悔索回文稿。果能如我所料想的那樣，碑文中一定贊譽我的平生功業(yè)，后想尋隙報復，難免自陷矛盾之境，沒法尋釁了。”姚崇之子彝、異等人謹記父命，遍訃喪文，設(shè)靈接受百官吊唁。張說入朝奏事聞姚已歿，順道往吊。姚崇諸子依父命早已擺列珍玩，張說入吊后，雙手扶摩諸物，極表愛慕之意。姚彝等人當即叩請說：“先父曾有遺命，謂同僚密友肯為撰寫碑文者，當以遺珍相贈。大人乃當代文壇耆宿，倘若不吝賜文，以記先父之履歷，當以諸物相贈。”張說欣然允諾，彝等促其從速撰寫。張說興致極佳，當即撰文，為姚崇寫了一篇淋漓盡致的頌德文章。文一落筆，姚家就送來珍玩，取走碑文，連夜雇請石工，刻之于石，并即日將原文進呈御覽。玄宗看了銘文，連聲稱贊“寫得好，寫得好。似此賢相，不可無此賢文。”張說一天以后，省悟過來，暗想自己與姚崇有隙，多年不睦，如何反去頌揚其德呢？連忙派人索還原稿，托言文字草率，須加工潤色。不料使者回報已刻成碑文，并呈御覽。張說連連頓足嘆息說：“這是姚崇的遺策，我一個活張說，反被死姚崇所算計，真覺羞愧啊！”

　　姚崇死后，謚太子太保。他三次入相，皆兼兵部尚書，對于唐朝國力之強盛，開元政治之清明貢獻巨大。他為政注意選人才、罷冗職、立制度、擇百官、汰僧道、抑權(quán)貴、獎農(nóng)桑、設(shè)屯戍等等政績，無不為世稱道。他與宋璟并稱“姚宋”，同為后世稱譽的良相。“開元之治”有他規(guī)劃、經(jīng)營之力，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