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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時期，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史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兩宋。”宋代作為華夏文明的直接繼承者，雖然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長期處于被動、屈辱狀態(tài)，但是在社會生活和科學、文化、技術方面卻是繁榮絢麗的。地理學作為宋文化的一朵奇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遠遠領先于同時期歐洲、阿拉伯和印度的水平。

        河南大學原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發(fā)曾說：“由于宋王朝的重文輕武傾向及以經(jīng)世致用為宗旨的宋學崛起，學術文化進入了全面鼎盛、輝煌的時期。在這個大背景下，宋代地理學也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興盛，成就斐然。學術典籍有5部著名的全國性地理總志，即北宋的《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紀》和南宋的《輿地紀勝》《方輿勝覽》。另外，一批地理考察游記類著作和江南府、州、縣乃至鎮(zhèn)的地方志書的編修也開始興起，地理學進入全面繁榮的黃金時代。”

        中國地方志學雖然起源較早，但發(fā)展較為緩慢，在宋代以前，真正意義上的地方志學著作寥若晨星。元、明、清時，雖然地理學幾經(jīng)波折后仍向前發(fā)展，但就地理總志的成就來說未超宋代。因此說，中國古代地方志學尤其是全國性地理總志、文獻造極于宋代的說法并不為過。

         據(jù)王發(fā)曾介紹，宋代的地理文獻除了有《太平寰宇記》等5部著名的全國性地理總志外，還有《宋史·地理志》《宋史·食貨志》《文獻通考·輿地考》《山堂群書考索·地理門》等具有地理志書性質的書，它們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宋代私修地方志書蔚為大觀，成為人文地理學興盛的另一個顯著標志，如記載兩宋都城志的《東京夢華錄》《臨安三志》（《乾道臨安志》《淳祜臨安志》《淳臨安志》）以及《夢粱錄》《武林舊事》等，古都史志考訂文獻有《長安志》《吳郡志》《雍錄》等。

         宋代地方志的大量出現(xiàn)，在中國地理學及地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所以，現(xiàn)代歷史地理學學者一般認為地方志定型為郡縣志大致是在宋代完成的。其他如沈括的《夢溪筆談》、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等，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理學價值。據(jù)《四庫全書總目》記載，直到清代中葉，保留下來的宋代地理類文獻仍有近50種，展示了宋代地理學文獻的巨大成就。

         地圖作為古代社會王權的象征，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舉凡版圖之拓展、疆場之征戰(zhàn)、邊防之鞏固、土地之經(jīng)界、日常之行政，皆需要地圖。所以，繪制地圖成為歷代王朝的國家事業(yè)，頗為發(fā)達。而豐富多樣的地圖測繪實踐，也成為中國古代地圖學發(fā)展的第一推動力。宋代社會經(jīng)濟、水利、治河的發(fā)展和軍事的需求，使地圖學和地圖繪制技術突飛猛進。

        宋代朝廷測繪的地圖大致可以分為以下3種：特命繪圖、閏年圖和公務地圖。此3類地圖的繪制，使趙宋統(tǒng)治者得以實現(xiàn)所謂的“坐知天下”“掌運六合”。從現(xiàn)有的資料看，宋代的地圖學比唐代更為發(fā)達，除歷代必繪的全國總圖、外域圖、邊防圖外，還出現(xiàn)了一些新型地圖，如地理模型圖、石刻平面圖、城市規(guī)劃圖、經(jīng)濟地圖等。這些新型地圖，不僅反映了宋代地圖繪制理論及技術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而且把宋代高度發(fā)達的地圖繪制水平展現(xiàn)給了當今的人們。

        王發(fā)曾說，宋代地理學出現(xiàn)繁榮態(tài)勢并非偶然，而是有諸多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背景，文化傳承的歷史背景以及學者的個人背景。

        從國家政治、經(jīng)濟、軍事層面上看，宋王朝的疆域、國力皆遠弱于漢唐盛世，而且內(nèi)憂外患始終不斷，在這樣特定的環(huán)境中，作為向來與國家盛衰密切相關的輿地之學，終于從魏晉南北朝的自發(fā)狀態(tài)上升到文化的自覺高度，并且一度由朝廷組織官修�！短�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紀》3部地理總志分別出現(xiàn)于北宋初、中、晚3個時期，可以說是當時國家政治、經(jīng)濟、軍事形勢反映在地理學上的產(chǎn)物。

        成書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的《太平寰宇記》，由樂史獨自完成。樂史是宜黃霍源村（今屬江西）人，文學家、地理學家。入宋以后，他有感于國家出現(xiàn)的興盛局面以及對疆域周邊局勢的擔憂，而“圖籍之府未修，郡縣之書罔備”，立志要編修全國性地理志書。樂史編修全國性地理志書的目的在于頌揚帝王文治武功，鞏固國家統(tǒng)一政權，維護統(tǒng)治秩序。

        到了南宋，國家山河破碎，疆域僅有北宋時的一半，編修地理總志對于激勵時人不忘中原淪陷、盼望恢復統(tǒng)一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同時，嚴峻的民族戰(zhàn)爭形勢，進一步刺激學者積極編修地理志書，江南各地紛紛開始編修圖經(jīng)地志，在當時成為一種風氣。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宋代地理志書，以這一時期的居多。

        “宋代地方志學的興盛也是古代歷史地理學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王發(fā)曾說，隋唐以來，地方志類著作逐漸由盛行于魏晉南北朝地方性的“地記”向全國性的總志過渡，在宋代又逐漸由總志向“勝覽”演變，以致出現(xiàn)了《輿地紀勝》《方輿勝覽》這樣兩部人文地理色彩濃厚的“勝覽”性地理總志，這與封建王朝由分裂重歸統(tǒng)一的歷史進程相適應。

        初唐貞觀年間，魏王李泰編修的《括地志》已初顯地理總志的雛形。唐代地理學家賈耽曾先后編繪、編修《海內(nèi)華夷圖》《古今郡國四夷述》《貞元十道錄》等全國性地理總志，但令人惋惜的是，這些地理總志在晚唐、五代時期的戰(zhàn)亂中失傳。由李吉甫編修的《元和郡縣圖志》是流傳至今唯一的唐代地理總志，它不僅奠定了編修全國地理總志的基礎，還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宋代地方志學的興盛。宋代五大全國性地理總志無一不受上述唐代典籍的巨大影響，就連樂史編修的《太平寰宇記》都明言要彌補“賈耽之漏落，吉甫之闕遺”，以編修一部全國性地理志書為己任。

        宋代學者博物洽聞、格物窮理的文化追求、學術自覺意識的提高以及鄉(xiāng)邦意識的加強，是當時地理學繁榮的內(nèi)在原因。南宋名臣李綱的后人李發(fā)先曾說，“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以所經(jīng)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這可以看作是宋代學者在地方志事業(yè)上共同的抱負。他們不僅有著強烈的審美意識，而且更積極地進行觀察和觀測，進而依據(jù)長期的觀測經(jīng)驗對某些自然現(xiàn)象加以歸納總結，得出各種結論。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是典型的例證。

        北宋科學家、政治家沈括編撰的《夢溪筆談》，是一部涉及古代漢族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歷史現(xiàn)象的綜合性筆記體著作。該書在國際上也頗受重視，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評價其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沈括以其豐富的閱歷和精細的實地考察，撰寫了30多項涉及地理學的內(nèi)容，為研究宋代地理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例如，他提出的“流水侵蝕地貌”觀點，比英國的赫頓在《地球理論》一書中提出的同樣觀點早了約700年。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在20世紀20年代曾撰文《北宋沈括對地學之貢獻與紀述》，高度評價《夢溪筆談》在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貢獻。

        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晚年退歸鄉(xiāng)里，有感于家鄉(xiāng)吳郡許多地理事物失記、失考，因此訪求搜匯史乘、地志、文獻，最終編修《吳郡志》一書，這對早期編修州縣方志具有示范意義。與范成大同一時代的大詩人陸游出生于學者型官宦世家，繼承乃祖遺風，精于地理觀察，其《入蜀記》一書是有關南宋長江三峽及蜀地的重要地方志文獻。南宋湖州學者周密在做地方官吏之余及致仕后，傾心于鄉(xiāng)邦風物、掌故的積累、整理，所著《癸辛雜識》與《齊東野語》是研究南宋杭州、湖州兩個地區(qū)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此外，如程大昌的《雍錄》、高似孫的《剡錄》、劉昌詩的《蘆浦筆記》等，因偏重一方文物、掌故、風物名勝的記述，同樣具備地方史志的性質。這種博物洽聞、記志存史的文化風尚在宋代士大夫中很普遍。宋人諸多的筆記體著作，往往由于帶有相當程度的地域文化特征，成為各地地理資料的重要載體。

       王發(fā)曾認為，宋代豐富的歷史文獻尤其是地方志，包含了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地質學、礦物學、地貌學、水利學、海洋學、氣象氣候學、地理文獻學的相關知識和內(nèi)容。宋代在地理學理論與實踐上的探索，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傳統(tǒng)科學的內(nèi)容，拓寬了人們的知識和眼界，使歷史地理學獲得了充分的歷史根據(jù)和理論依據(jù)，對后世研究歷史地理學和整個地理科學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