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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初仿效元代貨幣政策，推行紙鈔，禁用金銀。后因經(jīng)濟的發(fā)展，海外市場的開拓，貨幣需求量增大等原因，明英宗正統(tǒng)年間“馳用銀之禁”，白銀取得合法的貨幣地位。明神宗萬歷年間（公元１５７３—１６２０年）始開采銀礦鑄行銀幣，先后鑄　“萬歷通寶”背“礦銀”、“礦銀四錢”及“萬歷年造”背“二錢”、“五錢”、“八錢”、“九錢”兩種紀值銀幣。由于鑄量極少，加之歷經(jīng)戰(zhàn)亂和人為銷熔，今已存世無幾，彌足珍貴。
　　我國已故著名錢幣學家馬定祥先生在《歷代古錢圖說》一書的頂批中寫道：“另見，萬歷通寶背礦銀四錢，萬歷年造背二錢、三錢、五錢、八錢、九錢之銀錢，皆珍。”《中國錢幣》（１９９１年四期）在對１９５９年出土于北京市郊朱忠禧墓的兩枚萬歷年造銀錢的報道中也明確指出：“這兩枚銀幣很是珍貴。”當代著名古錢幣專家孫仲匯先生亦認為“萬歷大銀錢也十分珍罕，如萬歷年造背五錢、八錢、九錢及萬歷通寶背礦銀六錢等”。（孫仲匯《中國古錢鑒賞與收藏》）。華光普《中國古錢大集》將“萬歷年造”背“二錢”銀錢定為一級，批注：“戴葆庭舊藏，僅見品。”由上可知，明萬歷銀錢的珍稀程度非同一般。
　　對于明萬歷銀錢的性質(zhì)與用途，我國古錢幣界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屬于“欽賞”性質(zhì)的非正用品。朱活先生指出：“萬歷年造大小銀錢，殆非正用品。”（朱活《古錢小辭典》）唐石父先生認為均屬“欽賞金、銀錢，鑄于明宮內(nèi)府‘銀作局’……以備欽賞之用’”。并明確指出“１９５９年出土于北京市郊朱忠禧墓的萬歷年造銀錢兩枚”皆“墓主生前得自欽賞，死后隨葬”。（唐石父《中國古錢幣鑒賞》）最近，本人有幸于鄭州見到一枚“萬歷年造”背“二錢”生坑大開門古幣，該錢直徑２７毫米，重達７克。出人意料的是，該錢并非銀錢，而是銅錢。其銅質(zhì)極為精純，幾無銹蝕，原光包漿保存完好。銅色發(fā)白，與白銅開元錢的銅色極為近似。據(jù)河南省金銀珠寶飾品質(zhì)量監(jiān)督檢驗站Ｘ熒光檢測顯示，其金屬成分構成為銅占８０％多，余為鋅及其他金屬成分，僅含極微量的銀。錢文自然流暢、端莊遒勁，與銀錢的字風神韻吻合無二。輪廓規(guī)整，內(nèi)穿平齊，字口深峻清晰，地張平坦光潔，肉質(zhì)厚重，品相極為精美，令人百看不厭。
　　“萬歷年造”背“二錢”銅錢此前并無發(fā)現(xiàn)，亦不見于任何記載。那么，此錢究屬何種性質(zhì)與用途，本人經(jīng)過研究，提出如下見解：其一，此錢屬于“非正用品”。因為在長達４７年的明代萬歷年間，從未鑄行過這種流通幣。其二，此錢亦不屬于“欽賞”錢。在封建社會，皇帝貴為“天子”，至高無上。為了顯示皇權的神圣尊貴，皇帝賞賜用錢，必用金銀貴金屬鑄造，不可能使用銅鑄幣。歷代有關皇帝賞賜金銀錢的文獻記載及考古發(fā)掘的金銀錢實物可為力證。其三，此錢與“欽賞”銀錢的形制、文字、風格、特點完全一致。其四，此錢具有典型而突出的樣錢特征，諸如銅質(zhì)精純，輪廓規(guī)整，字口深峻清晰，肉質(zhì)厚重，品相精美等，使人對此不容置疑。
　　綜上所述，我認為此錢是一枚由明宮內(nèi)府技術水平高超的專業(yè)鑄錢匠師精工精料精鑄而成的萬歷年造背二錢“欽賞”銀錢的試鑄銅樣錢。該錢的發(fā)現(xiàn)，尚屬首例，它填補了我國古代　“欽賞”銀錢試鑄銅樣的空白，為研究明宮內(nèi)府鑄造“欽賞”銀錢的文化背景、鑄錢程序、工藝及流程等提供了一件寶貴的實物，因而比同類“欽賞”銀錢更為珍稀，更具歷史、科學與經(jīng)濟價值。河南省錢幣學會副秘書長、著名錢幣學家于倩老師認為，“此錢極其稀少，價值應在１５萬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