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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洛陽知縣陳奇瑜，一生經歷明神宗、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南明政權及清朝，遭遇明末農民起義。陳奇瑜有“雙面人”的特點，一方面，他在擔任洛陽知縣期間，“頗有惠政”，恩澤百姓；另一方面，他殘酷鎮(zhèn)壓明末農民起義軍，成為明朝末年有重要影響的將領。
　1 洛陽知縣，“頗有惠政”
　陳奇瑜，字玉鉉，山西保德州（今保德縣）人，明神宗萬歷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進士，出任洛陽知縣，“頗有惠政”，恩澤百姓。
秦漢以來，縣令為一縣的主官。唐代稱佐官代理縣令為知縣事。宋代常派遣朝官為縣級長官，管理一縣行政，稱知縣事，簡稱知縣。元代縣的主官改稱縣尹，明、清以知縣為一縣的正式長官，大多為正七品，俗稱“七品芝麻官”。
　元朝后期，在農民起義軍的影響下，洛陽又筑起了城墻，即現(xiàn)在的洛陽老城。明洪武初年，在洛陽設置河南衛(wèi)。城墻高四丈，磚石結構，有護城壕環(huán)繞。東西南北四座城門，上建重樓，外筑月城，構筑角樓四座。明憲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和神宗萬歷年間，對洛陽城池加以修整。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為了防范農民起義軍，當政者又在城壕邊筑攔馬土墻一匝，高一丈，并且把土墻延長三十三里，引瀍河水入壕。
　陳奇瑜出任洛陽知縣，是在萬歷年間。后世史家認為，“明之亡，名亡于崇禎，實亡于萬歷”。萬歷年間是中國經濟非常繁榮的時代，但萬歷皇帝死后20多年，明朝就滅亡了。因此，后人追溯明朝滅亡的原因時，就歸咎于萬歷皇帝。
　現(xiàn)在看來，財政與貨幣的雙重危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根本原因。貨幣危機緊連著財政危機，財政危機意味著民生危機，內憂外患，明朝在繁華之后快速落幕。
陳奇瑜無力阻止明王朝的衰落，他雖然有心做好政事，由洛陽知縣升任禮科給事中后，他還堅持正義，上書猛烈抨擊宦官魏忠賢。然而，在明末農民起義風起云涌之時，“良吏”陳奇瑜不得不“投筆從戎”，投身于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的戰(zhàn)斗。
　2 文官也能成名將
　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陳奇瑜被提拔為右僉（qiān）都御使兼延綏巡撫。讓人吃驚的是，在任延綏巡撫期間，這位科舉出身的文官通過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等，逐漸成為明朝末年有重要影響的將領。
當時，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神一魁、“不沾泥”等已被誅殺，可是他們的余部還有很多。當?shù)啬昃安缓�，饑荒嚴重，很多百姓為了活命，紛紛揭竿而起。崇禎六年（公�?633年）五月，陳奇瑜上書極力訴說延綏千里饑荒、盜賊猖獗的情況，崇禎皇帝下詔免除了延安、慶陽地區(qū)的田租。
　對農民起義軍，陳奇瑜恩威并施。在安撫災民的同時，他還推行高壓政策，派遣將領討伐、斬殺了“截山虎”“柳盜跖”“金翅鵬”等170多個農民起義軍首領及其部下1000多人。
陳奇瑜上書崇禎皇帝：“流賊（指農民起義軍）作亂，根源在于年成不好，饑荒逼人，還由于起義軍首領的煽動、誘惑�，F(xiàn)在我們將他們的頭目除掉，余黨自然就會散去。過去那些斬木揭竿起來暴亂的，現(xiàn)在就會背著鋤頭犁耙種地去了。” 崇禎皇帝非常高興，下令嘉獎陳奇瑜，并讓他開列有功將士的名單報上去領賞。
　3 成敗車廂峽
　明末政治腐敗，民生凋敝，階級矛盾日益惡化，陜西又逢旱災，農民無法生活。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王嘉胤、楊六、“不沾泥”等在陜西府谷等地首舉義旗，全陜響應。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后起義，陜西境內共有義軍100余部。千部官軍守邊的士兵，也因缺餉而嘩變，加入義軍，并成為骨干。明廷令三邊總督楊鶴采用“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戰(zhàn)略，但明廷無力養(yǎng)活大批饑民，已就撫者紛紛起來造反。
　一邊是農民要活命揭竿而起，一邊是明王朝要維護統(tǒng)治進行鎮(zhèn)壓。鑒于戰(zhàn)事規(guī)模和范圍不斷擴大，朝廷官員紛紛要求以“重臣開督府，統(tǒng)攝諸道兵討賊”。崇禎七年（公元1634年）正月，崇禎皇帝任命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諸省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
陳奇瑜總督五省兵馬后，積極布兵圍剿。當時的形勢已相當嚴峻，不僅湖廣鄖陽、襄陽地區(qū)農民起義軍勢不可當，而且陜南、四川等地的局勢也很糟糕。進入四川的農民起義軍，在四川西北部連連得手，并攻下夔州府城（今重慶奉節(jié)）。
　陳奇瑜立即揮師從南陽趕到湖廣襄陽府均州城，檄令陜、鄖、豫、楚四地巡撫率兵會討。在此強大壓力下，農民起義軍大部分被趕到陜西的漢中地區(qū)。這一年的六月，張獻忠等部主力被陳奇瑜圍困在一個叫車廂峽的地方。
　車廂峽長40里，四面絕壁。農民起義軍一入峽口，即遭到朝廷地方武裝的襲擊，或壘石斷路，或投石飛擊，或縱火燒林，農民起義軍損傷嚴重。當時正逢雨季，農民起義軍處境困難，弩解刀蝕，衣甲浸，馬蹄穿，人饑馬乏，傷亡過半。如果陳奇瑜能合兵進擊，可望全殲。
　農民起義軍首領為了活命，祭出了他們屢試不爽的兩件法寶，即行賄和詐降。他們拿出攻掠所得的金銀珠寶來賄賂陳奇瑜的左右，疏通關系。在做好人情后，農民起義軍首領向陳奇瑜提出向朝廷投降，返回故里，重做良民。
　陳奇瑜以為身陷絕境的農民起義軍這次是真投降，能不動干戈就大功告成，他自然高興，就輕易點頭同意了。他沒想到，這些逐漸恢復元氣的農民起義軍，一旦脫離險境，便很快恢復本性，再次背叛朝廷。果然，農民起義軍剛脫離漢中險境，就立即翻臉，重整旗鼓，與朝廷對抗。
　4 避亂釣魚臺
　陳奇瑜在車廂峽接受農民起義軍投降一事，在陳奇瑜的家鄉(xiāng)人看來是其不忍心消滅農民兄弟，而故意把他們放走。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逃出絕境的農民起義軍最終埋葬了明王朝，陳奇瑜也成了亡國之人。崇禎九年（公元1636）六月，陳奇瑜因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不力而被貶謫，回到原籍保德州，開始了戴罪隱居的生活。（如圖）
　公元1645年的夏天，陳奇瑜購買了家鄉(xiāng)臨近黃河的釣魚臺一帶的山頭，開始在絕壁上開鑿石屋。其時，崇禎皇帝上吊已經一年多，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已敗亡。陳奇瑜的孫子陳大德著有《釣魚臺記》，稱其祖父開鑿釣魚臺是為了避亂。
　釣魚臺開鑿工程歷時三年，于公元1648年完工。同年，陳奇瑜去世。關于其死因，有兩種說法：《明史》記載，陳奇瑜“病死”于故里；另一種說法是陳奇瑜因蓄發(fā)不剃，不愿做清朝的順民，被清廷處死。陳奇瑜從擔任洛陽知縣開始，既因廣施仁政、堅持正義而受到褒揚，又因鎮(zhèn)壓農民起義軍而受到非議。他畢竟受時代的局限，效忠于明王朝，這是他的悲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