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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駒是宋代“江西詩派”的重要成員,曾問學于蘇轍,蘇轍《題韓駒秀才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他的這一評價,是一種文人間的客套;還是確有所感,別有內涵? 
    蘇轍一向推崇儲光羲,夸贊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蘇籀《欒城遺言》),雖然看似言過其實 ,但還是有一定的根據(jù)。在他之前,唐人殷?就說儲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在他之后,明人胡應麟又稱贊儲詩“閑婉真至”、“往往出王、孟上”。蘇轍喜歡儲詩,體現(xiàn)出崇尚平淡的詩學理想,他的詩歌也多少受到儲光羲等平淡一派的影響,寫得“閑淡簡遠”。  那么,蘇轍贊美韓駒似儲光羲,是指什么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江西詩派”與儲光羲相距甚遠,蘇轍此論在當時就激起別人的疑惑,有人向蘇轍請教,何以將韓駒比作儲光羲?蘇轍解釋說:“見其行針布線似之。”(曾季貍《艇齋詩話》)蘇轍這句話告訴了我們答案。 
    所謂“行針布線”,指的是詩法。蘇轍作詩,很重詩法。他的《詩病五事》談敘事技巧:“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lián)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耳。……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他認為作文的“高致”在于“脈理”為一,詩歌敘事,如果“寸步不遺”,乃“拙于紀事”。蘇轍此論,強調詩意關聯(lián),重視“行針布線”技巧。而韓駒恰恰注重“行針布線”,他主張“詩要聯(lián)屬”,“大概作詩,要從首至尾,語脈聯(lián)屬,如有理詞狀。”(《詩人玉屑》卷五)在“有理”的基礎上,強調意脈相連。有人評價他的詩“淡泊而有思致”(《太倉?米集》),其“思致”就與“行針布線”的技巧有關。這類詩歌較多,僅舉一例。其《十絕為亞卿作》之五:“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詩中貫穿“亞卿與妓別”這條主線,敘事抒情,曲折動人。一、二句在敘事中勾畫出兩幅畫面,孤立言之,平鋪直敘,似無曲折,而兩相阻隔,江海相望,則情意無限,第三句以“潮中”順接“潮頭”連綿而下,使行文陡起波瀾,第四句以“流”接“淚”,乘勢而上,“不流”雖不合乎常理,卻合乎癡情,也使敘事?lián)u曳生姿,更為精巧的是“不流”綰合了一、二句,于此可見“起畫樓”、“送潮頭”特富深情。詩歌以“不流”結穴呈現(xiàn)出圓形敘事結構,“妾”、“樓”、“流”等字迭出,增加詩歌的回環(huán)美。詩歌語言仍然是“以水喻情”的傳統(tǒng)模式,由于“行針布線”的巧妙,使得該詩別具韻味,新人耳目。 
    蘇轍喜歡的儲光羲,也頗講究詩歌結構,其詩同樣具有“行針布線”的精巧特征。如其名作《釣魚灣》:“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詩歌構思極其精巧,在多重畫面組合的描寫結構中隱藏著一個完整的敘事結構,敘事中心是等待情人。首句以“垂釣”開端,第二句宕開一筆,不敘其釣,以一“春”連綿接下,以杏花亂景轉移視線,其“亂”或有心不守“釣”之意。第三、四句轉回敘事,一“疑”一“知”推進敘事發(fā)展,也隱約可見觀景意在遣時。第五句以一“待”連接意脈,出人意料,令人頓釋前疑。最后一句“維舟”兩字補足整個敘事環(huán)節(jié),使全詩產(chǎn)生扣人心弦的倒敘效果,同時又使詩情富有起伏,形成由閑靜至揚起,再回至平靜的抒情結構。全詩所建構的三重結構,足見詩人布局匠心。儲光羲重視詩歌敘事詩法,不少作品皆具有精于布局的特征。于此不難看出韓、儲“行針布線”確有相似之處。 
    此外,韓、儲詩風也具有相似性。蘇轍題贈韓駒詩歌,寫于崇寧五年,蘇轍所見韓詩是其早期之作,主要是他游學“海陵”(今江蘇泰州)期間的作品。所以,我們不能以韓駒所有作品來驗證蘇轍的話。文學史多將儲光羲歸入“王孟詩派”,儲詩“清而適”(胡應麟《詩藪・外編》四),“真樸,善說田家”(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而韓詩亦具有“淡泊而有思致”的特點,其“淡泊”之味當與儲光羲神似。韓駒早期作品的清淡特色甚為鮮明,《送葛亞卿欲行不一過仆》、《送松陵老農(nóng)》、《十絕為亞卿作》等皆典型。 
    我們也許從韓駒詩中找不到多少直接借鑒儲光羲的證據(jù),但并不能否認二人詩風的相似性。他們尚清淡,皆源自于陶潛�！端膸焯嵋�》認為儲詩“源出陶潛”,韓駒論古代詩人,認為“惟韋蘇州得其(按:指陶潛)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爾。”(《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可見韓駒精熟陶詩。其《題采菊圖》序及詩則是傾慕、效法陶氏的鮮明體現(xiàn)。所以,從深遠的詩學淵源看，二人詩風相似具有深層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