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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老人在年屆70歲時豪邁地說：“這是真正開始做學問的時候。”他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他以驚人的毅力，全身心投入到學術研究和編纂工作中。他90歲壽辰時，主編的巨著《中國通史》（多卷本）出版面世。
        這位老人就是白壽彝。白壽彝，字肇倫，又名哲瑪魯丁，河南開封人，回族。中國著名史學家、教育家。1932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先后執(zhí)教于云南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致力于中國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及中國通史的研究。
        白壽彝一生著述頗豐，他編著的《中國通史綱要》《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中國交通史》等在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1999年，由他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全部出版，江澤民親筆致信祝賀，對《中國通史》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中國通史》的出版，是中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
        一代宗師、史學泰斗白壽彝生在開封，長在開封，在開封接受幼兒、初級、中級教育。白壽彝的兒子白至德在《彰往知來——父親白壽彝的九十一年》一書中寫道：“河南開封祖先世代所開創(chuàng)的一切都為他的成長提供了獨特而又優(yōu)越的條件。這對于他今后的學習、思想以及所要走的道路，影響都是十分重要又十分深遠的。”該書提到白壽彝出生于1909年2月19日，河南省開封市鼓樓后第四巷l7號白家大宅院里。為尋找白壽彝在開封的蹤跡，記者跟隨我市文史專家劉海永來到曾經的鼓樓后第四巷（現(xiàn)在的生產后街）尋找白壽彝先生的出生地。雖然劉海永有一張白壽彝子女曾經拍攝的宅院照片，但隨著歲月的變遷，城市的變化，我們從鵓鴿市街到生產后街再到商場后街都沒有找到白家大宅院。生產后街的居民大都說不清白家宅院的具體位置。
        劉海永告訴記者，白壽彝在生產后街出生，后來在維中前街和燒雞胡同附近居住。“當父親回憶起我的祖父、祖母時，總是流露出那種真誠的懷念；當他回憶起他的童年和少年時，總是流露出那種深切的思念；當他回憶起他的故鄉(xiāng)開封時，又總是流露出那種難以割舍的掛念。”白至德在《彰往知來——父親白壽彝的九十一年》一書中寫道，他們從小就很愛聽父親講述河南開封，都很喜歡河南開封的歷史傳說和許許多多的故事。
        我們從生產后街一路行走，來到維中前街、燒雞胡同，街道上、胡同里有不少老人坐在自家門口曬太陽，我們一個個詢問，但遺憾的是沒有人知道白壽彝曾經居住的地方。
        “1916年，父親7歲時，便進私塾學習。為了讓父親從小就能學到更多的真本事，祖父在自己的家里開辦了私塾。父親那時的啟蒙老師是郭先生，開封東鄉(xiāng)阮樓村人，開始時他只教《三字經》。后來又請來鄧先生，他是朱仙鎮(zhèn)人，秀才出身。父親便開始跟他讀《四書》《書經》《詩經》《春秋•左傳》《論語》《大學》等。鄧先生要求我父親先要會讀、讀好，然后會背誦。背誦時的熟練程度要達到先生讀出書中的某一句后，父親馬上要接著這一句背誦下去，不得有誤，但鄧先生不要求父親會講解清楚古文句詞的含義。鄧先生的這種教法，使得那時的父親可真是吃了大苦。但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倒反而使父親在中國古代傳統(tǒng)文史素養(yǎng)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當時鄧先生曾問過父親讀書是否很苦，父親反而笑著說：‘讀時苦，背會了甜，考后先生說好，學生會很快樂！’這樣的好學生，當鄧先生與他人談及時，總是贊美有加。”白至德在他的書中回憶道，白壽彝自幼就被開封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內涵所打動、所熏染。
據(jù)史料記載，1920年，白壽彝考入上海文治大學，不久轉學到河南中州大學文科二年級讀書，受到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教誨。1929年，白壽彝考入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攻讀哲學史，這對他日后的史學工作有很大幫助。他編輯了《朱子語錄諸家匯編》《朱子文集篇目系年》《朱熹辨?zhèn)螘�語》等，寫了《周易本義考》《儀禮經傳通解考證》《從政及講學中的朱熹》等文章，使他在歷史文獻學方面得到很好的鍛煉。1932年獲得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哲學史碩士學位，被聘為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及禹貢學會編輯。曾四次拜訪白壽彝先生的王珂在《開封•回教——史學泰斗白壽彝的故事》一文中寫道：“1932年秋天，以數(shù)篇研究朱熹哲學思想的論文修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白壽彝回到了故鄉(xiāng)開封城里，初衷大約是在離家不遠的‘國立河南大學’謀一教職。”
        到1935年回到北京之前，白壽彝一直生活在開封。我們從燒雞胡同一路尋找，之后，來到河南大學，在白壽彝先生曾經工作的地方——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辦公樓前停下了腳步。透過這座莊嚴肅穆的建筑，我們仿佛看到了白壽彝當年伏案工作的情景。1940年后，白壽彝歷任云南大學、重慶中央大學、南京大學等校歷史系教授，主編《月華》《云南清真鐸報》等雜志，同時深入鄉(xiāng)村了解回族風俗民情，探討研究回族發(fā)展歷史。1949年7月，他同郭沫若、范文瀾等創(chuàng)辦了新中國史學會，并于同年受聘于北京師范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新中國成立后，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與侯外廬等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二所并兼任研究員。同時創(chuàng)辦了《光明日報》的《歷史教學》半月刊，與劉大年等發(fā)起創(chuàng)辦了《歷史研究》雜志。1967年起，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關懷下，開始主持《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在云南大學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這是他研究史學史的開端，在實際教課和研究過程中，逐步探索了一條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主導，研究史學史的道路。上世紀60年代，他的史學思想有了發(fā)展。他寫了大量文章，對中國史學的發(fā)展進行多方面研究。改革開放后，白壽彝先生先后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務委員會顧問、歷史系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主編、《史學史研究》主編等，創(chuàng)建了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
        白壽彝的學術研究領域十分廣泛，在中國交通史、中國伊斯蘭教史、回族史、中國民族關系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史學史、中國通史和史學理論方面都作出了突出成績。尤其是在中國史、中國史學史和民族宗教領域取得了相當多的開創(chuàng)性成果，推動了這些學科的發(fā)展。20世紀70年代，年屆70的他歷時20年總主編了12卷22冊的《中國通史》巨著，具有獨到的理論建樹，是本世紀中國史學的代表性成果，史學界給予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