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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洛陽令薛琡（chù）為官期間執(zhí)法嚴厲，還能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使洛陽的社會秩序較好。薛琡善謀劃，有遠見卓識，無論是對論資排輩的“停年格”用人制度，還是對當時戰(zhàn)爭局勢的把握，都顯示出了過人的才干。
　1 正人先正己
　薛琡，字曇（tán）珍，北朝時洛陽人。他歷北魏、東魏、北齊三代，在動亂年代中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不僅性命無憂，還擔任三個朝代的重要官職。薛琡善謀劃，為官執(zhí)法嚴厲。他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薛彪子為北魏徐州刺史。薛琡最初為典客令，負責接待賓客。每次接待賓客時，他都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卑不亢。
　北魏宣武帝元恪看到薛琡的才干，就召見他，說：“你待人接物很有風度，而且姿貌秀偉，我打算給你升官，你想擔任什么職務(wù)？”薛琡聽后，沒有趕緊叩謝皇恩，而是淡定地回答：“宗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忠。除此之外，微臣什么也沒有想過。”
　這應(yīng)該是薛琡的真實想法，但也不能排除他以退為進的仕進策略。史料記載，元恪聽了薛琡的回答后龍顏大悅，認為這正是國家的棟梁之材。孝明帝元詡正光年間，薛琡任洛陽令。洛陽自孝文帝遷都以來，達官貴族扎堆兒，較高的人氣也帶來社會的不穩(wěn)定，治理起來較為困難。薛琡走馬上任，首先以身作則，他正人先正己，整頓風氣，在其任期內(nèi)，洛陽的社會秩序較好。（如圖）
　薛琡審案注重證據(jù)，以理服人，極少對犯人動用大刑。有一年洛陽大旱，按慣例，要對京城的在押罪犯重新審理，這時，朝廷發(fā)現(xiàn)整個洛陽關(guān)押的犯人僅有3人。孝明帝對薛琡的治縣才能大加贊許，賜縑（jiān，細絹）百匹，以示表彰。
　2 反對“停年格”
　薛琡在洛陽令上的政績，史書沒有詳細記載。在《資治通鑒》中，他卻因反對“停年格”而名垂青史。所謂“停年格”，就是不問才能，一律按年資（年齡和資歷）先后授官，說白了就是論資排輩用人，按年齡候補。在我國歷史上，循資用人雖然肇始于東漢，但并沒有普遍推行，影響也不大，流弊較為廣遠的是北魏孝明帝時的吏部尚書崔亮制定的“停年格”選官制度，即北魏版循資用人制。這里的“格”指規(guī)格，亦可理解為標準。
　北魏自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隨著封建化的加深，原為北魏軍隊骨干的拓跋鮮卑羽林、虎賁地位日益低下，受到鮮卑貴族和漢族大官僚的排斥。孝明帝神龜二年（公元519年），漢族大官僚、征西將軍張彝之次子張仲瑀上封事，請修訂銓別選格，武人不得選為顯達官員。洛陽拓跋鮮卑將士得知消息后，便糾集上千人火燒張彝的住宅，燒殺其長子張始均，以示抗議。張彝受重傷，幾天后不治而亡。
　事后，靈太后令武官可以依年資入選。為了解決官職少、應(yīng)選者多的矛盾，吏部尚書崔亮奏請實行“停年格”制，凡有空缺職位，不問賢愚，擇擔任職務(wù)時間長的優(yōu)先敘用。這就是“停年格”。至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澄擔任吏部尚書，始加改革，選拔人才因人而異。
“停年格”的做法一直陪著北魏走向滅亡，而最終形成“格式化”是在唐朝。唐朝開元中裴光庭所創(chuàng)“循資格”，與“停年格”相同，后世多循其法。
　早在“停年格”制度誕生之初，就有人批評：“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zhí)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事實上，論資排輩的“停年格”制度，的確限制了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受到后世詬病。薛琡最先看到了這一弊端，在吏部尚書崔亮推行“停年格”伊始，他就上書反對。
　薛琡直斥“停年格”的弊端：“百姓的生命，在于地方官，如果選拔官員僅看年齡和資歷，而不任人唯賢，那么吏部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上班了，一個人拿著花名冊，按順序任命地方官就足夠了！”遺憾的是，薛琡的大聲疾呼沒有得到回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