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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兵學的一度沉寂 
    我國兵學歷史悠久，經(jīng)夏、商和西周時期的萌生，到了春秋戰(zhàn)國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次興盛。先秦諸子均有兵學之論，并產(chǎn)生了專門研究兵學的學派——兵家，涌現(xiàn)出以孫武、吳起、孫臏等為代表的軍事家以及《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六韜》等兵學著作。西漢時期，官方對兵書大規(guī)模整理，《漢書》中有張良、韓信編次兵法，武帝時楊仆上奏兵錄，成帝時任宏編次兵書的記載，并誕生了《黃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訓》等兵書。三國、兩晉、南北朝是我國國家分裂、民族融合的時期，涌現(xiàn)出曹操、諸葛亮、孫權、周瑜等軍事家，曹操《孫子注》、司馬彪《戰(zhàn)略》等兵書代表了這一時期兵學的最高水平。隋唐時期，一大批軍事家和將領，如楊堅、李淵、李靖、尉遲恭、郭子儀等，總結作戰(zhàn)經(jīng)驗，著書立說，我國古代兵學再度繁榮，出現(xiàn)了《唐太宗李衛(wèi)公問對》《衛(wèi)公兵法》《太白陰經(jīng)》等兵書。 
    公元960年北宋立國，在鞏固后周轄境范圍內(nèi)的統(tǒng)治后，自乾德元年（963年）開始，根據(jù)先易后難、先南后北的策略，北宋先后滅掉了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政權，至此，五代十國時期分立割據(jù)的局面宣告結束。 
    為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將政權、軍權、財權全部收歸中央，在軍事體制上，取消殿前都點檢一職，實行殿前司、侍衛(wèi)馬軍司、侍衛(wèi)步軍司“三衙鼎立”；設立樞密院與三衙相互牽制，統(tǒng)兵權與調兵權分離；推行“更戍法”，軍隊輪番調換駐防，而統(tǒng)兵將領則常駐防地，造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將長期分離的狀態(tài)。這種體制加強了皇帝對軍隊的控制，預防了兵將結合以對抗中央事件的發(fā)生，但也導致了北宋將帥地位下降，王朝軍隊也因得不到嚴格系統(tǒng)的訓練而素質下降。至于作戰(zhàn)，正如仁宗時大臣蔡襄上奏所說：“主帥等威既不尊異，向下官屬更無節(jié)級相轄之理。及至出軍，首尾不能相救，號令不能相通，所以多敗也。”加上兵書成為禁書，朝廷重文抑武，這不僅削弱了北宋軍隊的戰(zhàn)斗力，而且也遏制了將帥們和全社會關注軍事、研究兵學的風氣，人們樂于從文而懼于習武，士大夫諱言兵事，北宋兵學因而一度呈現(xiàn)出沉寂的局面。 
    北宋兵學復興的背景 
    事實上，北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xiàn)全國的統(tǒng)一。在北方，有916年契丹族建立的遼、1038年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和1115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太平興國四年（979年）、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先后兩次對遼發(fā)兵，打算收復燕云十六州，但因“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識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用，戮一叛命者”（《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均以失敗告終，此后北宋采取消極防御的政策，“屈己修好，餌兵息民”，對北方政權的擴張“來則備御，去則即止”。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宋遼澶淵之盟，北宋以每年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的代價換來了雙方休戰(zhàn)。一時間，宋廷君臣奢談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備。 
    澶淵之盟對北宋國防和軍事的消極影響，正如富弼《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所陳：“論和之后，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西夏立國后，自康定元年（1040年）開始就不斷發(fā)動對北宋的戰(zhàn)爭，延州之戰(zhàn)、好水川之戰(zhàn)和定川寨之戰(zhàn)，北宋均以失敗告終。夏帝元昊要挾北宋：“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宋史》）經(jīng)過討價還價，慶歷四年（1044年），宋與西夏達成和議，元昊取消帝號，北宋以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的代價，換來了此后雙方20多年的和平。 
    面對軍事上的一系列失敗和積貧積弱的北宋時局，忠心報國的韓琦上仁宗《論備御七事奏》，提出“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七項當務之急。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憂國憂民的范仲淹，呈仁宗《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項改革主張。在“修武備”一事中，范仲淹提出：“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wèi)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兩人的主張切中時弊，在仁宗的同意下，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慶歷新政”自此開始，北宋兵學也迎來了復興。 
    宋仁宗與《武經(jīng)總要》 
    鑒于將帥“鮮古今之學”，更出于“更天下弊事”之慮，仁宗決心“尚武以宣其威，設營以整其旅”，他一方面詔令建武學、設武舉，培養(yǎng)選拔軍事人才，另一方面，命曾公亮（字明仲，福建晉江人）、丁度（字公雅，河南祥符人）負責組織一批學者，“采春秋以來列國行師制敵之謀，出奇決勝之冊”，歷時5年，繪圖著文，編纂成《武經(jīng)總要》一書，經(jīng)仁宗核定后刊行。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官修兵學巨著，也是我國古代軍事科學的一部百科全書。宋仁宗親自作序。 
    《武經(jīng)總要》共40卷，分前、后兩集，“前集備一朝之制度，后集具歷代之得失”。（《四庫總目提要》）圖文并茂，體例精審。其內(nèi)容正如《仁宗皇帝御制序》中所說：“凡軍旅之政，討伐之事，經(jīng)籍所載，史冊所記，祖尚仁義，次以鈐略，至若本朝戡亂邊防御侮計謀方略，咸用概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