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dǎo)者和實踐者。他寫了大量古文，包括膾炙人口的《師說》《送孟東野序》《雜說》等等，但令人奇怪的是，在他的古文中，占比最高的卻是碑志。據(jù)他的女婿兼弟子劉漢所收集到的，總計有近80篇之多，且絕大多數(shù)為墓志銘，因而被稱為“古今墓志第一人”。
我們比較熟悉的就有《平淮西碑文》《張中丞傳后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等。韓愈的生前好友劉禹錫在紀(jì)念他的悼文里說：“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這如山的輦金，賺的是死人錢。
韓愈寫了一篇《平淮西碑》，韓弘自然大喜過望，當(dāng)即拿出500匹絹相贈。韓愈寫了《王用碑》，王用的兒子饋贈韓愈一匹帶鞍的寶馬和一條白玉帶。 北宋的司馬光曾在《顏樂亭頌》一文指出，韓愈“好悅?cè)艘糟懼�，而受其�?rdquo;。
有人說韓愈寫了大量的墓志銘,替人歌頌功德,并收取一定的錢財,稱之為“諛墓”。其實，這樣說對韓愈是不公平的。付出勞動，收取稿費本身沒什么不妥。
唐文宗時，撰寫墓志銘一度成了長安文人的一個職業(yè)，同行之間還存在激烈競爭，每有大官去世，其門前必定擠滿爭寫墓銘的家伙，吵吵嚷嚷跟趕集似的，為了及時獲取情報，他們還在棺材鋪注了冊（錄名于兇肆），一有人去世，棺材鋪就趕緊通知他們，以便早先一步搶到墓志銘的撰寫權(quán)，打個不恰當(dāng)?shù)谋确剑拖窈髞淼淖迦思尤胱鲄f(xié)、編劇加入影協(xié)一樣。韓愈這樣真正有名氣的寫家，是不需要跟人搶破頭爭活兒的。
墓志銘本身就是專門替死人說好話的，甚至是說過頭好話的，韓愈的寫法也是沿襲了絕大多數(shù)人的路數(shù)，多數(shù)并非刻意阿諛。韓愈撰寫這類碑志文章70余篇,多半符合事實,20余篇有溢美之詞,這主要與墓志銘這種文體本身有關(guān)。墓碑、墓志等銘幽之文,一般應(yīng)死者家屬或門生故吏請求而作,作者一般接受潤筆(金錢或禮品)之資,勢必隱惡揚善,甚至無中生有地對死者進(jìn)行歌頌。古已有之,不獨唐代。還有，像《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既非“諛墓”,也不是為了錢財。
韓愈的“諛墓”之辭，也有不少是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寫的。這些墓志銘最耐讀，一反“諛墓”之習(xí)氣，而成了可親可近的人物速寫。因為韓愈能夠從墓主人的許多生活細(xì)節(jié)中提煉典型材料，如感人事例、諧聞趣事等入文，讀來備感親切或令人噴飯。在這些墓志銘中，韓愈刻畫出了一個又一個懷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借以抒發(fā)自己對世俗的看法和政見；在這些墓志銘中，韓愈還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觀點，如《試大理評事王適墓志銘》中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想法，《南陽樊紹述墓志銘》中的文學(xué)主張等。
韓愈在給某些達(dá)官貴人所寫的碑志中,確實有些內(nèi)容不盡真實的情況,這主要有兩類:一是被敘述的對象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人物,但稱譽過當(dāng),有失實之處。他在《衢州徐偃王廟碑》里說：“偃王誕當(dāng)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諸侯,―出于仁義。”其實,徐偃王行仁義,國謀得到人民和四方諸侯的支持而割據(jù)一方。他曾帥九夷以伐宗周,說明他是有政治野心的。韓愈對他過分頌揚,這在當(dāng)時藩鎮(zhèn)割據(jù)的情況下,是不適宜的。二是被敘述的對象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韓愈憑個人好感給予肯定或頌揚。如韓宏在平定淮西的戰(zhàn)役中,任淮西諸軍都統(tǒng),卻樂于自擅,欲倚賊自重,作戰(zhàn)懈怠,并沒有做出巨大貢獻(xiàn),韓愈卻把他描述得和“純臣”一般,顯然就有“諛墓”之嫌了。
銘文中，韓愈更多的是借死人之口，大倒苦水。“嗚呼！士窮乃見節(jié)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栩栩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fù)，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發(fā)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韓愈《柳子厚墓志銘》)。一篇至親好友柳宗元的墓志銘，居然用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來咒罵落井下石的小人，足見其心中的郁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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