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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閱《魯迅日記》，發(fā)現(xiàn)魯迅先生與邵次公多有交往。1924年3月16日的日記記載：“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說集》一本。”1924年12月8日的日記記載：“晚子佩招飲于宣南春……坐中有……邵次公。”對邵次公這個人很熟悉，筆者聽河南大學博士生導師佟培基教授說過邵次公在開封的故事。邵次公一生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他第一個站出來揭發(fā)曹錕賄選的鬧劇。20世紀30年代，邵次公執(zhí)教于河南，為學淵博、著作等身、名震省垣，與當時豫省學界結(jié)交甚密，后客死開封。 
    擅辭章 彰顯魏晉風骨 
    邵次公，1888年出生，1908年就讀于浙江省立優(yōu)級師范，先后加入光復會、同盟會，曾任同盟會浙江支部秘書，曾是南社重要成員。師范畢業(yè)后，正值辛亥革命，他積極參與光復浙江軍事行動。事成之后，他不圖名利，乃托疾返鄉(xiāng)。 
    1912年12月，國會成立，邵次公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13年10月初，北上出席眾議院會議之時，袁世凱實行專制獨裁，開始對議員威脅利誘，不從者，或被逮捕，或被殺害。10月6日，選大總統(tǒng)的時候，會場軍警林立，如臨大敵，經(jīng)14小時3次投票，袁世凱才勉強當選。邵次公對袁世凱甚為不滿。次日，《國民公報》刊載袁世凱迫選丑行文章，邵次公廣為宣傳，請人傳閱，拍手稱快。1915年，袁世凱陰謀稱帝，邵次公拒絕與之同流合污，滿懷憂國憂民之心，郁郁返里，寓居在岳父家中，在當?shù)貓?zhí)教為生。1916年6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又召開國會，邵次公應邀再度北上。他一度寄希望于黎氏，但府院爭權導致張勛復辟。1921年4月，孫中山號召國會議員到廣州商議國是，邵次公和其他一批國會議員一起南下。5月5日，出席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tǒng)。但桂滇軍閥橫行，肆意詆毀孫中山，邵次公憂蹙憔悴，痛感回天無力，遂北還作客京津。 
     邵次公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詞人，在現(xiàn)代詞壇上負有盛名，自言“幼習倚聲，長治齊學”，后來以詞名世。詞家夏敬觀評價其詞曰：“次公為詞，宗尚清真，筆力雄健，藻彩豐贍……運用典實，如出自然。”此后其“體格又稍變，運用典實，如出自然，博綜經(jīng)籍之光，油然于詞見之，蓋托體高，乃無所不可耳”。葉恭綽也揄揚其詞曰：“次公詞清渾高華，工于镕剪。”況周頤《蕙風詞話》里面關于他的文字就有好幾處，如《邵次公指事詞》《邵次公玲瓏四犯》等。劉葉秋在《學海紛葩錄》里回憶起邵次公時說：“他才思敏捷，而性高傲，意有不愜，即以白眼向之，弗與酬對。”朱自清說：“讀邵次公《揚荷集》竟，覺集中令詞境界蒼老，如詩之有宋；至如《生查子》數(shù)闋，直以詩為詞，實前所未有。” 
    就是這個“擅辭章，風骨騫舉”的邵次公先生，曾在北京做出了一件驚天大事。 
    為正義 狀訴曹錕賄選 
    1923年10月，時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要當大總統(tǒng)，乃密遣內(nèi)務總長高凌尉出面收買國會諸位議員，或給予顧問，或奉為咨議，并許諾月給“津貼”200元。10月1日，設在北京甘石橋的總統(tǒng)選舉籌備處，向在京議員分贈支票面額5000元一張，承諾總統(tǒng)選出三日后即兌現(xiàn)。 
    曹錕此舉密謀已久。曹錕急于獲得民國大總統(tǒng)的寶座，在當時必須先拱倒張紹曾內(nèi)閣，以便讓他的嫡系高凌霨組閣，從而控制總統(tǒng)的大選。曹錕還脅迫黎元洪：如果他給自己的謀選設置障礙，就將逼迫其宣布退位。1923年5月，張紹曾內(nèi)閣被迫辭職。曹錕重兵在握，一心想爬上總統(tǒng)寶座。1923年6月，曹錕唆使其黨羽利用各種卑鄙手段，開始策劃并制造了一次次逼宮事件。6月8日，由一批流氓組成的“公民團”到天安門集會，要求黎元洪即日下臺。接著，衛(wèi)戍司令王懷慶組織軍警聯(lián)合會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餉鬧事，直系將領馮玉祥也帶兵入京，驅(qū)逐黎元洪。黎元洪見大勢已去，遂逃往天津。這時，曹錕又令直隸省長王承斌截留黎氏所乘專車，強行上車索取大總統(tǒng)印章。黎元洪出走之后，曹錕立即啟動總統(tǒng)選舉程序，不料當時國會議員紛紛離京以示抗議，選舉因法定人數(shù)不足而暫時無法進行。直系軍閥另一派別的吳佩孚此時提出先行“武力統(tǒng)一”，然后再進行大選的建議。黎元洪上臺以后，即受制于曹錕和吳佩孚。但是，曹錕和吳佩孚兩人因爭權奪利素有矛盾。此時吳佩孚的建議為曹錕所忌。這個時候，吳景濂向曹錕獻媚，主張“武戲文唱”，即設法促成國會選舉總統(tǒng)，又不可操之過急。吳景濂有意包辦大選，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國務總理一職也。于是，他便建議用金錢收買各位議員，至于所需費用，可責成各省攤派，或用“借軍餉”的名義，籌足用于賄選的經(jīng)費。經(jīng)過一番籌劃后，曹錕便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作為大選的機關，賄選鬧劇便鬧哄哄地開演了。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當聽說有不菲的選舉出席費時，回京的議員迢迢道上、絡繹不絕。曹錕競選班子計劃每張選票給價5000元，但又擔心付款后議員不投票，而議員擔心投票后不付款，于是最后決定在選舉前發(fā)給議員每張選票5000元的支票，待選舉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兌現(xiàn)，國會議員絕大多數(shù)接受賄賂投了票。 
    邵次公對曹錕賄選一事十分憤慨，表面上與已出賣靈魂的吳景濂相周旋，取得行賄證據(jù)的支票一張，暗中做脫身準備。 
    1923年10月6日的《晨報》記載了曹錕選總統(tǒng)的新聞：“聞昨晨開會之前，前夕甘石橋之大選籌備機關，通宵達旦，活動不休。夜分，門前猶有汽車六百余輛。該俱樂部中原有五大客廳，卒以來者過多，幾無立錐之地。喧鬧終宵，支票計發(fā)出六百零數(shù)張。” 
    10月5日，北京內(nèi)外城各大街商鋪即被警察挨戶勒令懸旗慶祝，北洋軍警機關出動大批人馬，順治門內(nèi)外更是十步一兵、五步一警，士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國會內(nèi)的旁聽席上，部署有偵探數(shù)十人往來監(jiān)視。原本是10時開始投票，因議員多半遲到，于是臨時變更為不定時開會，以簽到達到法定人數(shù)為準，以免一再延時。截至11時30分，簽到者僅400多人，吳景濂面露焦慮之色，急派人分途拉攏，“大抵皆由同鄉(xiāng)議員及同系議員各一人擔任邀請一名議員。大選派中堅議員出入頻繁，但見其驅(qū)車而出，未幾即挾一議員而歸，亦可謂賣盡氣力矣。”到13時20分時，簽到議員達593人（實際出席投票者590人），院內(nèi)外走相報告，吳景濂即下令搖鈴開會，議員聞鈴便魚貫而入，面皆有喜色。吳景濂在13時52時宣告開會，報告簽到人數(shù)計參議員152人、眾議員441人。秘書散票，共發(fā)590張。自14時投票至16時才結(jié)束，當眾點票唱票。據(jù)吳景濂報告，票數(shù)與人數(shù)相符，投票總數(shù)為590票，曹錕得票480票，按照大總統(tǒng)選舉法，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這是用賄賂的手段當選中華民國總統(tǒng)的首例，當時所有參與投票的議員此后被輿論和民意稱作“豬仔議員”。 
    10月6日，在上海《申報》刊登了5000元賄選的支票照片。翌日，邵次公在該報發(fā)表通電各省“告發(fā)北京賄選”的檄文，并將支票制版數(shù)十張分照寄全國各報館。被曝光的直系軍閥大驚失色，詭稱郵局檢查員檢出皖系政客姚震、李思浩致邵次公的一封信函，內(nèi)囑其竊取大選議員的名冊，且許以其4萬元為酬勞。北洋當局遂據(jù)以通緝邵次公、姚震、李思浩等人。通緝令下發(fā)之后，邵次公已經(jīng)易裝遁往上海避難。途中，他在天津致函京師地方檢察廳，聲明“決不申請撤銷告發(fā)”。 
    曹錕粉墨登場，遭到舉國上下的一致聲討。在當時北洋軍閥隨意捕人、殺人的情況下，邵次公不畏強暴，在向“各省區(qū)軍民長官、各省議會、各團體、各報館”寄發(fā)《邵次公揭露賄選訴狀》中寫道：“次公幼承庭誥，自行束修，及為議員，不騖黨爭，不競名利……次公雖切覆巢之憂，猶殷補牢之望。不圖構難之人，志在竊位，僉壬鼓煽，思欲重賄議員，使選舉曹錕為總統(tǒng)。初疑報紙讕言，未足憑信。乃本月一日宵分，竟有授次公以五千元支票之事。竊謂致變之應如何處置，曹錕之宜為總統(tǒng)與否，皆當別論。若夫選舉行賄，國有常刑，不為舉發(fā)，何所逃罪！特向京師地方檢察廳依法告發(fā)。”邵次公為國家立紀綱，為國會保尊嚴，為議員爭人格，慷慨陳詞、不畏強權，轟動一時。 
    此訴狀公布后，曹錕手下之人嚇得手足無措，有人主張捕殺，但邵次公已離開北京。邵次公輾轉(zhuǎn)返鄉(xiāng)，途經(jīng)上海、杭州、嚴州，沿途受到人民熱烈歡迎。他到達淳安后，石硤師范講習所和雉山小學及縣民分別舉行歡迎大會，會場張掛“揭發(fā)五千賄選，先生萬里歸來”的大紅對聯(lián)橫幅。邵次公發(fā)表演說，怒斥曹錕賄選總統(tǒng)罪行。 
     因為邵次公的揭發(fā)，導致全國“倒直”風潮洶涌，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以“起兵討賊”為號召建立了“反直”同盟，時任浙江省省長張載陽和督辦盧永祥宣布反對賄選，拒絕接受賄選偽政府的命令。直系軍閥陷于嚴重的孤立狀態(tài)之中，直系內(nèi)部也分崩離析。 
    1924年11月，曹錕下臺，段祺瑞就任臨時執(zhí)政，組織參政院，計劃召開善后會議，聘邵次公為善后會議議員和參政院參政。邵次公再度北上，出席善后會議，而會議議而難決、決而難行，故對從政失去信心。旋奉命至奉天，與奉系軍閥張作霖、楊字霆等談判。在沈陽、大連滯留數(shù)月無果，更增加棄政從文決心。當局擬任命他為教育總長，邵次公謙辭不就。1925年7月，他任臨時參政院參政，后應北京大學聘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又應清史館趙爾巽之請，協(xié)修《清史稿》儒林、文苑傳，間或為北京、天津諸報寫稿。他所撰《梧丘雜札》，曾于北京晨報副刊連載。他和洪汝閩、吳承仕、高步瀛等10余人組建思辯社。社員各有專長，考據(jù)、詞章、版本、目錄、書法無不精深，彼時已有著述行世者十居八九。1925年，邵次公還發(fā)表《征求續(xù)編四庫全書意見啟》，在全國范圍內(nèi)征求意見。 
    真名士 風雅光明磊落 
    1931年，邵次公受河南大學校長許心武邀請到河南大學任國文系主任，每月工資是300銀元，這在當時來說，是教授中極高的待遇，還允許他帶兩位助教，一個是陳兆年，一個是于伯龍。因邵次公嗜好鴉片，許心武便在距離校園不遠的后火神廟后街12號給其租一院子。邵次公當時在全國名望很高，他的宅院天天貴客盈門，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河南省各路賢達絡繹不絕。詩詞歌賦、風花雪月之余，邵次公忙于抽煙打牌，而學生來請教常常等到夜半閑時，邵次公引經(jīng)據(jù)典、滔滔不絕，學生深為折服。邵次公不修邊幅，給學生的印象是十分隨意。他常穿灰色的長衫，須發(fā)斑白，蓬松不整，雖喜吸煙，但自己并不會燒煙，搞得鼻頭總是黑的。那時，河南正禁煙禁得緊，他黑著鼻頭在公開場所出入，真是對禁政的諷刺。 
    邵次公在河南開封組建了梁園吟社，在他的召喚下，這個社團聚集了一大批愛好詩詞的文人。他曾為社刊題兩首《絕句》：“梁園風雅今能繼，岳色河聲起萬喑。莫漫登壇拜何李，要知八代有遺音。”“金梁橋外如霜月，又照詩人側(cè)帽來，眼看瑤天下鸞鶴，清聲歷歷夏王臺。”在為《朱守一主吟社編纂，為長歌代序》中寫道：“……香草見性情，美人喻棲泊。金梁多高人，詩懷常磊落。何不結(jié)社吟，因風傳遠鐸……”在邵次公的主持下，《河南民國日報》開辟一個半月刊的版面《庠聲》，主要刊登河南大學國文系學生的課外作業(yè)，間或發(fā)一些外來投稿。 
    戴耀法先生在《河南大學國文系回憶片斷》一文中記載：他經(jīng)常對學生說，必須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看一遍，因為這套書把四庫全書作了內(nèi)容簡單的介紹……有一些概念，別人談起了，自己也可以談論一番。一個真正有學識的人，是不會把《辭源》放在書桌上的，即使有也是藏在暗處，以免人家看見了可笑。他說，要查典故，應以四大類書為本。他還說，教書不一定限制在一堂課上，一堂課同學們聽不了多少東西，必須隨時隨地問事解疑。他常常是刮風不上課、下雨不上課、身體不舒服不上課、癮不過足不上課。他上課并沒講授他的課程內(nèi)容，而是看見什么，就天南海北大講一通，“以炫耀其學術淵博，使學生摸不著頭腦，而更加崇拜”。他抽鴉片煙，有些學生便在他的煙榻前承教。有些同學經(jīng)常留在他處談笑，以致也染上了不良嗜好。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還常帶著學生到“第四巷”穿梭煙花柳巷。 
    花前醉 曠世才華遺韻 
    邵次公后來戒煙了，但緋聞不斷，最后與女弟子李澄波同居。李澄波跟隨邵次公研修詞學，是他的入室弟子。她曾在河南國學專修館（1934年改為尚志高級文書科職業(yè)學校）任教員，才情駿發(fā)、屬詞清麗，人以李易安稱之，嘗應梁園詩社月課《秋雨題限蕭韻》七律一首云：“西樓風滿短檠飄，夢破鄰家紫玉簫。檐鐸不堪愁里聽，楊枝偏向水邊搖。心如絮亂渾難理，夜抵年長未易消。幾度當春傷往事，不曾凄斷似今朝。”萬寶禎曾對孫詒鼎說：“此次梁園社課，李澄波作可稱壓卷。”河南大學博士生導師佟培基教授送我一張邵次公的老照片，上面武慕姚先生的題記：“次公先生于丁丑孟冬晦日下午九時一刻無疾故于汴垣火神廟后街十二號寓齋，身后蕭條，遺書無托，痛哉!前此雖因個人之間小有芥蒂，然十載師門，有足感者沉痛，良木之摧難申小草之志，誠不禁失聲一痛也！往者，先生糜于孽緣，競招不潔，遂致不為常人所不諒，困頓而死。推其所為，實暮年性情變易所致，一年前曾為友人發(fā)之，真不幸言之中也，哀哉！十一月初二日福鼐謹記于汴垣蔡胡同八十八號寓齋。”這張照片是于癸酉年十月初六日，在邵次公的書齋“壯學堂”門前拍攝的。“往者，先生糜于孽緣，競招不潔，遂致不為常人所不諒，困頓而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困頓而死？原來李澄波的丈夫發(fā)現(xiàn)他們偷情后，當面摑了邵次公兩記耳光。邵次公感覺斯文掃地，雖說后來李澄波離婚后嫁給邵次公，但是邵次公卻一直抑郁，很少在大庭廣眾下露面，加上身體不好，1937年12月2日悵然去世。李澄波在開封淪陷后，漂泊鎮(zhèn)平，與靳仲云、鄭劍西諸名宿詩詞酬唱，“然孤燈蔑緯，聲多變微矣”。 
    邵次公筆致挺秀，其瘦金體有細筋入骨之妙。他寓居開封，清貧自守。授課之余，潛心治學，工詞章，尤精通古歷算學、目錄學，卓有成就，學界評為“發(fā)有清一代諸人未發(fā)之秘”。一代詞人，晚歲潦倒，在開封郁郁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