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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五月，東都霖雨，洛水暴漲，淹沒民居千余家。關(guān)中先水后旱，繼以瘟疫，米價飛漲，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監(jiān)察御史李善感諫曰：“數(shù)年以來，菽(shū，豆類)粟不稔(rěn，莊稼豐收)，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興，陛下不思治國辦法，反廣造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tiǎn，謙詞)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高宗雖不聽，亦優(yōu)待之。自褚遂良(中書令)、韓瑗(侍中)直言而死，近二十年無敢逆言直諫者。李善感直言諫高宗，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漢光武帝時的武威太守任延曾諫勸劉秀：“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認為直言諫勸君王的臣子才是忠臣，如果臣子都是阿諛奉承之徒、溜須拍馬之輩，君王就會在昏昏然中混淆是非，敗壞朝政。但嚴酷的現(xiàn)實是，君王握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而且大都不喜逆耳之言，臣子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犯顏直諫的臣子大都命運悲慘。如夏桀時的關(guān)龍逄，商紂王時的比干，都是因犯顏直諫被殺的。
    直言諫君確實不易。漢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正月，大司徒韓歆在朝堂論證民間饑荒，刑罰過重，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劉秀將韓歆罷官，黜歸田里，又遣使前往宣詔指責(zé)，韓歆父子皆自殺。韓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天下稱冤。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批評劉秀：“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認為劉秀逼死韓歆，有損明君之稱。
    固然如此，犯顏直諫的臣子們?nèi)匀磺案昂罄^，因為在人們的道德評判中，犯顏直諫是忠臣的重要標志。李善感“鳳鳴朝陽”，體現(xiàn)的就是這種胸懷。這種思想在《資治通鑒》中反映得非常充分，司馬光對犯顏直諫的臣子是大書特書的。
    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天下災(zāi)害頻仍，吏民歸咎于王莽家族專政。此時唯有成帝師傅張禹能勸導(dǎo)成帝抑制王氏，但張禹自保富貴，裝聾賣啞不說話�；崩锪钪煸圃诔�堂直言彈劾張禹是尸位素餐(做官不做事)的奸臣，成帝大怒：“小臣居下訕(shàn，譏諷)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朱云大呼：“臣得從龍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御史拘押朱云，朱云拉住殿檻(jiàn，欄桿)不松手，殿檻竟被折斷。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求情，朱云才免于一死。于是后世以“朱云折檻”比喻直臣風(fēng)范，還有人創(chuàng)作了《折檻圖》贊美朱云剛直不阿。
    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正月，武帝祭祀于洛陽南郊，禮畢，笑問司隸校尉(監(jiān)督高級官員的檢察官)劉毅：“我可比于漢朝哪位皇帝?”劉毅曰：“桓、靈(桓帝、靈帝皆東漢庸君)。”武帝愕然道：“何至于此?”劉毅直言不諱：“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相比，您還不如他們呢!”
    十六國時期，南燕皇帝慕容超猜忌群臣，暴虐百姓，嗜好游獵，荒廢朝政。一日，慕容超在金殿上問太尉封孚：“朕可方前世何主?”封孚對曰：“桀、紂(夏、商末代暴君)。”慕容超滿面尷尬，封孚徐步而出，面不改色。
    司空仲趕緊勸告封孚：“與天子說話，怎能這樣沒有禮貌呢?你應(yīng)該回去謝罪。”封孚正色道：“我年過七十，只求死得其所罷了，何罪可謝?”竟不向慕容超認錯。后唐莊宗李存勖滅亡后梁定都洛陽，經(jīng)常于近郊游獵，數(shù)百從騎在農(nóng)田中縱橫馳騁，損毀莊稼禾苗不計其數(shù)。一日，李存勖又行游獵，洛陽令何澤預(yù)先匍匐于荊棘叢中，當李存勖飛馳而至?xí)r，突然躍出攔馬諫阻：“陛下催繳賦稅，急如星火，錢糧何來?今莊稼將熟，百姓就指望這　　點收成繳稅、謀生，您縱騎蹂踐，讓我們怎樣理政，使百姓何以為生!您先殺了我吧!”李存勖慚愧，從此有所收斂。
    朱云、劉毅、封孚、何澤，胸懷大義，心憂天下，為民請命不顧生死，是值得后人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