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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昌灞陵橋，傳說為三國時期關羽辭曹挑袍處。這一歷史文化背景，使其成為許昌旅游勝地，并一直備受許昌人和外地游客的關注。其中，與此有關的故事讓許昌的歷史長卷充實而多彩。
    灞陵橋頭聽往事 
    明朝末期建造的灞陵橋位于城西的灞陵橋景區(qū)，行至灞陵橋頭，這里仿佛能聆聽到關羽辭曹挑袍的故事：1000多年前，關羽在許昌投降曹操。得知大哥劉備的消息后，他遂掛印封金，保護二位“皇嫂”的車仗西去。行至灞陵橋頭時，曹操率群僚趕來為關羽贈袍餞行。關羽疑其有詐，立馬橋頭，以刀挑袍，辭曹西行。
關公辭曹挑袍的故事，既表現(xiàn)了關公的“忠義”之情，又突出了曹操愛才之心，千百年來傳為美談。后人于灞陵橋畔修建了關帝廟，以作紀念。
關帝廟由清水池、復原橋和碑廊組成的獨立院落，小巧而不失典雅，幽深而更顯神圣。
碑廊內數(shù)十塊大小不一的石碑，多是歷代文人墨客留在此處的。灞陵橋現(xiàn)存碑碣50余通，時間跨越400多年，內容涉及宗教、經(jīng)濟、商貿(mào)、文化等方面。它們記錄了關帝廟和灞陵橋所在地的文化變遷及發(fā)展，也見證了灞陵橋在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中對促進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豐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所起到的作用。
    許昌曾經(jīng)的重要水陸交通樞紐
    許昌區(qū)位交通優(yōu)勢凸顯，京廣鐵路、京廣客專、G107和規(guī)劃建設中的鄭萬鐵路、鄭合鐵路、新鄭機場至許昌城際鐵路縱貫全境，京港澳高速等4條高速公路在許昌交匯。 而古代的許昌，同樣是中原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
    《水經(jīng)注》記載，在漢代，橫穿灞陵橋南北的河為潩河，源頭在密縣，通往許都古城。建安年間，該河就是曹魏古都的重要運輸線，因經(jīng)常運輸糧食等物資，后被人稱為運糧河。
潩河在曹操來許昌前就已存在，曹操對潩河進行了疏通挖掘。當時，河上就已有橋。一直到清代，灞陵橋還有行船、碼頭，是當時許昌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
關帝廟內清宣統(tǒng)元年（公元1909年）的碑文記述了當年灞陵橋的繁華景象：“灞陵橋者地值通衢，東達汴濟，西通宛襄，車馬輪蹄，絡繹不絕，又且關圣英靈，行商過客往往流連者不忍遠去。”由此可見，由于關帝廟香火靈圣，灞陵橋名揚四海。
    清道光年間傅梓之的《許州記》載甄汝舟懷古詩句，云：“野水四堤浸柳條，道邊殘碣記前朝。長髯勒馬橫刀處，萬古英風八里橋。”
    灞陵橋緣何曾被稱為八里橋
    灞陵橋作為有關許昌三國歷史的一處景點，歷史文化底蘊深厚。
    在許昌，普通市民對灞陵橋多有八里橋的叫法。在灞陵橋景區(qū)內現(xiàn)存的碑碣，其中多有八里橋的名稱記載。
    明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所刻的《三官廟施茶碑記》，記述有“許城八里橋迤西，舊有三官廟，歲久傾”的文字。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的《關帝廟拜殿石銘》上有“松南老農(nóng)張德純書，東漢末，曹公挾獻帝居許昌，今為許州治，城西官道八里有橋，俗訛稱霸陵橋”的說法。
    而民國《重修許昌縣西八里橋關帝廟記碑》中，記述了在溫公倡導下，道人宋宇平重修八里橋、關帝廟，增其舊制，遂成勝景一事。文中專門交代：“橋之石，始改于萬歷己卯。侍御吳諱永裕等移木換石，橋名從此著跡。此橋有謬訛之謂，謬稱是橋為灞陵，然灞陵橋在長安東三十里，非此之謂也。橋之訛傳曰宏濟，考宏濟橋距城二里，在榆林村舍埋沒，亦非也”。
    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的《清建修八里橋關帝廟》碑上也寫道：“或曰，曹之餞公，舊傳霸陵橋，而茲稱以八里橋。何？按輿地記云：霸水，本名滋水，經(jīng)鎬京，秦穆公復命名焉，彰霸功也。茲獻帝都許昌，非秦地也。霸陵無可考，古系之曰八里橋，仍許志云。”
    當年“漢關帝挑袍處”所在橋原名八里橋，因其距離許昌城西八里而得名。后來，百姓因“八里”和“灞陵”諧音，才使一橋兩名并用。加之戲曲、小說、曲藝和民間口頭文學的夸張與訛傳，久而久之便約定俗成，灞陵橋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
    還有學者認為，《三國志平話》的作者有意借名橋寫名事、為名人歌功頌德，把“關羽挑袍”的地方寫成西安灞陵橋。后來，人們以訛傳訛，沿以為習。
橋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灞陵橋所承載的三國文化歷史。在許昌人的心中，它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