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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以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為目標的經營性行業(yè)，文化產業(yè)是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產物。北宋時期，由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和商業(yè)、文化的繁榮，都城東京的文化產業(yè)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紅火。 
    發(fā)達的印刷業(yè)與圖書市場 
    經唐、五代時期的發(fā)展，雕版印刷到北宋進入鼎盛時期，加上政府重視和提倡，北宋雕版印刷揭開了我國古代印刷史上輝煌的一頁。 
    東京是全國木版雕印中心之一，因而也是圖書出版、交易中心。以國子監(jiān)為代表的中央機關和以公使庫為代表的地方機關，編印的圖書（即官刻本）涵蓋儒家經書、史書以及諸子、醫(yī)學、算學、類書、宗教典籍等，“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姚鉉《〈唐文粹〉序》）。太宗、真宗年間，欽定印刷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計3500卷。真宗景德年間，僅國子監(jiān)就有書板十萬余，“經史正義皆具……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官印圖書規(guī)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東京民間印刷業(yè)也初步形成，除私人出資刻印、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家刻本外，最主要的是商業(yè)性坊刻本。書坊類似于今天的出版社，集印書、售書于一體，以營利為主要目的，政論文章、大臣奏議、科考范文等均在刻印之列。 
    東京印刷業(yè)繁榮，還可據一條詔令得到印證�？刀ㄔ�年（1040年），“在京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講邊機文字，鏤版鬻賣，流布在外”。仁宗下詔，“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宋會要》）。 
    官營、私營印書的興盛，加上外地印書來京銷售，圖書作為商品在東京市場上廣泛流通。相國寺及其附近是圖書交易中心，《東京夢華錄》有相國寺殿后資圣門前、寺東門大街賣書籍的記載。榮六郎經史書鋪，以刻印、出售經史圖書而聞名，北宋亡后遷至南宋都城臨安繼續(xù)開張。張舜民文集《畫墁集》，政和年間“京師鬻書者忽印是集，售者至填塞衢巷”（周紫芝《太倉米集》）。國子監(jiān)的雕版，“例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凡官刻書，亦有定價出售”（葉德輝《書林清話》）。朝廷更是大量征購圖書，以充館藏。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詔天下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東京圖書還向國外銷售，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宋史》載，日本、高麗、交等國使者來京，常采購圖書。熙寧六年（1073年），日本僧人成尋在東京印經院一口氣購買《十缽文殊經》《寶要義論》等經書100多卷。元年間，高麗使臣來京，“請市書甚眾”。蘇軾在《論高麗買書利害子三首》中有“中國書籍山積于高麗”之說。 
    筆墨生產與書畫交易 
    東京筆墨生產繁榮。制筆業(yè)店鋪林立，對此，歐陽修、黃庭堅分別有“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累累相國東，比若衣縫虱”和“都下筆師如猬毛”的描寫。元豐年間，侍其瑛在東京“以筆為業(yè)……遂以筆名家”（陸友《墨史》）。吳無至制“無心散卓”筆，“小大皆可人意”（黃庭堅《書吳無至筆》）。“熙寧后，世始用無心散卓筆，其風一變”（葉夢得《避暑錄話》）。趙文秀的筆更是有名。 
    制墨上，工匠裴言造墨，“料精而墨善”。號稱“墨仙”的潘谷，造墨“既精好而價不二”（陸友《墨史》）；“人制墨莫有及谷者”（晁貫之《墨經》）；蘇軾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的詩句。北宋末年，東京制墨名家輩出，張孜、陳昱、關、關瑣、郭遇明等“皆有聲稱而精于樣制”（何《春渚紀聞》）。梅鼎、曹知微、梅贍、張雅、高肩等，皆為“崇寧以來京師名手”（陸友《墨史》）�！稏|京夢華錄》載，“萬姓交易”的相國寺市場，“趙文秀筆及潘谷墨，占定兩廊”，可見其規(guī)模不小。 
    東京書畫家云集，作品大量商品化，書畫買賣成為東京的重要行業(yè)。朝廷大肆收藏，收藏家把藏品當成財產。景年間，李宥命僧人惠明代購祖父、山水畫家李成之畫作，“倍出金幣，歸者如市”（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岑宗旦“尤善行書，如銀鉤躉尾，脫去嫵媚”，得英宗嘉賞，成名后“字畫一出，偶得之者爭相賈售”（《宣和書譜》）。王廣淵書法“筆力豪健”“字價千金”（《書林紀事》）。蘇軾書法因朝廷多次禁毀而價格倍增，宣和年間朝廷搜集，“一紙定值萬錢”。米芾名聲既盛，“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宣和書譜》），以至于米芾云“書畫不可論價”。“至于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書林紀事》）。 
    東京書畫市場之盛，還可從下面的記載中窺見一斑�！端螘�要》有“�？逃鶗�字鬻賣者”的記載，可見京城有想靠皇上墨寶而發(fā)財的人，以至于朝廷下詔開封府：“有�？逃鶗�字鬻賣者，重坐之。”趙明誠在京城曾以200貫的價格購得蔡襄《神妙帖》3幅，李清照在《金石錄后續(xù)》中有趙明誠到相國寺“市碑文”的記述。歐陽修《石曼卿墓表》拓片，一本“半千買得”（文瑩《湘山野錄》）。李公麟死后，其作品“有厚以金帛購之者，由是夤緣摹仿，偽以取利”（《宣和畫譜》）。交易中竟出現(xiàn)了以贗品牟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