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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詩歌源遠流長，與異彩紛呈的古典詩歌交相輝映的，是豐富多彩、見解獨到、富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古典詩歌理論。在這個百花園中，同樣盛開著一種別致而異彩紛呈的花朵。它以我國古典詩歌為對象，點評詩人詩作，分析詩歌流派，記錄詩壇掌故，闡明詩學主張，表達自然隨意，語句妙趣盎然，讀之美不勝收。它誕生于北宋，盛行于兩宋。在它的影響下，元明清以來，同類佳作不斷產生，并且衍生出曲話、詞話等形式。它，就是詩話。 
    兩宋詩話知多少 
    作為中華古典文學的一門，詩歌誕生后，對于它的章法、鑒賞以及社會作用等，當然就有人發(fā)聲“詩言志”（《尚書·堯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詩以道志”（《莊子·天下篇》）等，這就是散見于先秦典籍中早期的詩論。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等，對詩歌創(chuàng)作及其美學主張作出了系統(tǒng)論述。晚唐詩人、詩論家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更是一部影響極大的詩歌美學和詩歌理論專著。但是，第一部以“詩話”為名稱、以隨筆為形式，在品評中闡發(fā)詩歌主張的詩論之作，乃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對此，《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曾說：“詩話莫盛于宋，其傳于世者，以修此編為最古。其書以論文為主，而兼記本事。諸家詩話之體例，亦創(chuàng)于是編。” 
    既然“詩話莫盛于宋”，那么自歐陽修始，兩宋詩話有多少？恐怕學界至今也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結論。清代文學家何文煥的《歷代詩話》一書，收錄宋代詩話有16種；近代藏書家、書目學家丁福保的《〈歷代詩話〉續(xù)編》，增錄宋代詩話12種。據現代著名文學史家郭紹虞先生的《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現存完整的宋人詩話有42種，部分流傳下來、或本無其書而由他人纂輯而成的46種，已佚或尚有佚文而未及輯者50種，合計138種。至于鳳凰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宋詩話全編》10卷，更是集宋代詩話之大成，收錄宋代詩話達562家，可謂林林總總、洋洋大觀。 
    在此不妨列舉出宋代部分詩話及作（編）者如下，先來個眼熟吧： 
    《六一詩話》（歐陽修）、《溫公續(xù)詩話》（司馬光）、《中山詩話》（劉）、《后山詩話》（陳師道）、《玉壺清話》（文瑩）、《王直方詩話》（王直方）、《冷齋夜話》（惠洪）、《蔡寬夫詩話》（蔡居厚）、《石林詩話》（葉夢得）、《竹坡詩話》（周紫芝）、《紫微詩話》（呂本中）、《臨漢隱居詩話》（魏泰）、《環(huán)溪詩話》（吳沆）、《珊瑚鉤詩話》（張表臣）、《西清詩話》（蔡絳）、《古今詩話》（李頎）、《藏海詩話》（吳可）、《陳輔之詩話》（陳輔）、《潛溪詩眼》（范溫）、《歲寒堂詩話》（張戒）、《風月堂詩話》（朱弁）、《二老堂詩話》（周必大）、《誠齋詩話》（楊萬里）、《韻語陽秋》（葛立方）、《觀林詩話》（吳聿）、《白石道人詩說》（姜夔）、《剡溪詩話》（高似孫）、《后村詩話》（劉克莊）、《滄浪詩話》（嚴羽）、《草堂詩話》（蔡夢弼）、《艇齋詩話》（曾季）、《履齋詩說》（孫奕）、《對床夜語》（范文）、《高齋詩話》（曾）、《休齋詩話》（陳知柔）、《吳氏詩話》（吳子良）、《詩話總龜》（阮閱）、《苕溪漁隱叢話》（胡仔）、《詩人玉屑》（魏慶之），等等。 
    開山之作：《六一詩話》 
    《六一詩話》原名為《詩話》，后人為了區(qū)別、稱引方便，稱之為《六一詩話》《歐陽永叔詩話》《歐陽文忠公詩話》等（歐陽修字永叔，號六一居士，謚號文忠）。據作者于篇首“居士退居汝陰（今安徽阜陽）而集，以資閑談”交代，詩話應作于神宗熙寧四年或五年（1071或1072年）。他這“以資閑談”不當緊，卻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一種獨特的詩歌品評體裁。 
    在5000多字的詩話中，歐陽修以閑談的方式，品評李白、杜甫、孟郊、韓愈、賈島、鄭谷、梅堯臣、蘇軾等唐代和本朝詩人的詩歌，并于其中闡明自己的觀點。例如，為了扭轉宋初詩壇的不良風氣，他批評當時“西昆體”詩人模仿李商隱用典太多、用語冷僻：“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可見，歐陽修認為詩歌創(chuàng)作成功與否并不取決于是否用典。 
    他提倡學習韓愈，高度評價其詩歌的語言運用：韓愈“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 
    他極為欣賞梅圣俞“意新語工”“意在言外”的主張：“圣俞嘗謂予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后為至矣。”接著又引圣俞的舉例：“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tài)，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于言外乎？” 
    他推崇詩的“高格”，指出鄭谷詩作“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為此他以孟郊、賈島為例，回答了“高格”的形成：“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于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得幾何？又其《朝饑》詩云‘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沒有對生活的真切感受，何高格之有？ 
    對于《六一詩話》的價值，郭紹虞先生曾說：“歐氏學有根柢，故是書雖取隨筆體裁，不成系統(tǒng)，然細加抽繹，不難窺其全貌，正不能以此為不甚經意之作而輕率視之。” 
    集成之作：《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和《詩人玉屑》 
    歐陽修開了個頭，此后詩話接二連三涌現。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有人開始編撰大部頭了，誕生了三大詩話總集——《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和《詩人玉屑》（以下分別簡稱《總龜》《叢話》和《玉屑》）。 
    《總龜》原為《詩總》，編撰者阮閱（生卒年不詳），字閎休，自號散翁，安徽舒城人，神宗年間進士，徽宗年間任郴州知州，《總龜》即成書于時。關于編撰由來和宗旨，阮閱在自序中說：“余昔與士大夫游，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州，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后來他在其《郴江百詠提要》里又說：“閱素留心吟詠，所作《詩話總龜》，遺篇舊事，采摭頗詳，于茲事殊非草草。”可見下了不少工夫，且為后人研究古代尤其是宋代詩歌提供了豐富資料。 
    《叢話》編撰者胡仔（1110年～1170年），字元任，自號苕溪漁隱，安徽績溪人。該書前集60卷，成書于高宗紹興年間，后集40卷，成書于孝宗乾道年間。關于編撰旨意，胡仔在后集自序中說：“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于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可謂用心良苦。 
    胡仔編撰《叢話》是受了阮閱編撰《總龜》的影響，因而兩書關系密切，《四庫總目提要》稱此書繼阮閱《總龜》而作，“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 
    但是與《總龜》相比，《叢話》在編排體例、資料搜選、詩論闡發(fā)等方面，價值都勝于前者�！秴苍挕芬詴r代為經，以詩人為綱，增設細目，重視大家，突出重點，羅列有序。在內容上，因元黨禁解除，補充了大量有關蘇軾、黃庭堅的詩話以及李清照的《詞論》等，學術價值大增。更為重要的是，《叢話》不像《總龜》那樣輯而不論，而是在稱引中闡發(fā)自己的詩論主張，且不乏真知灼見。如評杜牧《宮詞》：“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詩話總集的最后一部《玉屑》，21卷，成書于理宗淳年間，編撰者魏慶之（生卒年不詳），字醇甫，號菊莊，南宋建安（一說建陽，今屬福建）人。他“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于其間”（黃升《玉屑》序）。至于書名由來，《玉屑》卷后題識云：“古之論詩者多矣，精煉無如此編，是知一字一句皆發(fā)自錦心，散如玉屑，真學詩者之指南也。”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它評價很高。 
    《玉屑》分類輯錄宋人尤其是南宋諸家的詩話，與側重于北宋詩話的《叢話》一起，便可覽宋代詩話之全貌。該書第1至11卷，分詩辨、詩法、詩體等門類，闡述詩歌的體裁、格律、創(chuàng)作技法、禁忌以及各種詩體的起源和演變，第12卷以后品評兩漢以來的詩人詩作。 
    阮閱、胡仔和魏慶之，三位學者接力；《總龜》《叢話》和《玉屑》，三大集成問世。今欲覽宋代詩話之全貌，三書詳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