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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杰來相助/王朝和馬漢在身邊……”提起這首婦孺皆知的歌謠，一個剛正不阿、一心為民的鐵面包拯形象躍然眼前。一千多年來，他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官員，是黎民百姓呼喚清官與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也是集中體現秉公執(zhí)法、一身正氣的精神力量。 
    奉養(yǎng)雙親 孝聞鄉(xiāng)里 
    包拯，字希仁，謚孝肅，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淮南西路廬州合肥縣解集鄉(xiāng)包村，也就是今安徽合肥所轄的肥東縣包公鎮(zhèn)包村。史書記載，他的父親叫包令儀，曾做過福建惠安縣知縣，官至虞部員外郎。 
    包拯從小積極上進，求取功名。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中了進士甲科，被任命為大理評事、建昌知縣。 
    當時，包拯的父母年事已高，不愿遠離家鄉(xiāng)隨兒赴任。包拯為了照顧父母，放棄建昌知縣的官職而改任職位較低的監(jiān)和州稅。和州（今安徽和縣）雖鄰近合肥，父母仍不愿意隨同前往。在為國盡忠和為父母盡孝上，包拯選擇了后者。他毅然辭去官職，屏居鄉(xiāng)里，奉養(yǎng)雙親。直到父母去世、守喪3年期滿之后，已經38歲的包拯才正式登上仕途，出仕做官。為了侍奉年邁的雙親，放棄大好仕途，居家10余年，其孝聞于鄉(xiāng)里。 
    出仕途中，包拯寫下了自己畢生為官的座右銘：“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彈劾權貴 剛正不阿 
    包拯擔任過知縣、知府、轉運使等職。在中央，他由權度支判官、監(jiān)察御史里行、戶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樞密副使任上離世。如今記載包拯初進官場的事跡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長縣知縣時斷過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書。 
    有賊把別人的牛的舌頭割了，主人告狀，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殺了。不久又有人來告狀，說牛主人私殺耕牛，這在宋朝是違法的，包拯斷喝道：“為什么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賊被識破，驚服。 
    雖是小案，卻能看出包拯斷案的機智果斷，也許他“善斷獄訟”之名就是從這時流傳開來的。事實上，包拯的政績并非在斷案上。 
    在官場嶄露頭角的包拯，對國家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比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進貢求和西夏，主張強國策略等。其間，他還代表大宋出使契丹，與對方使館“二把手”舌戰(zhàn)并成功贏回大宋面子。 
    包拯一生留下185篇奏議，其中50余篇用來彈劾本朝官員。這其中有地位比他高的如宰相宋庠，也有皇親國戚如張堯佐、郭承公式、楊景宗等。有時，為了一個人、一個案件往往反復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氣勢。一時間，“包彈”成為朝廷聞之色變的流行語。 
    他曾7次彈劾酷吏王逵，最終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仁宗最親信的太監(jiān)閻士良“監(jiān)守自盜”；他4次彈劾皇親郭承公式，讓仁宗幾乎下不了臺；他彈劾宰相宋庠，其人文采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彈劾他身為重臣卻毫無建樹，如同現在提的“庸官”“不在狀態(tài)”。 
    “包彈”中以“六彈張堯佐”最為驚心動魄。張堯佐是仁宗皇帝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兼養(yǎng)父，也就是當時的“國丈”。本來只是個地方小官，張貴妃為了報答養(yǎng)育之恩，以她特有的地位纏住仁宗，為張堯佐加官晉爵。張堯佐因養(yǎng)女得勢，扶搖直上，任至三司使。包拯剛一主管諫院，便履行“以言為職”的職責，和幾位同仁一起，彈劾這個“徒緣寵私，驟階顯列”的“凡庸之人”。誰知仁宗變本加厲，委派張堯佐以重任，讓他一人兼任宣徽南院使等四職。消息傳出，朝野嘩然，連平時溫和的御史中丞王舉正也拍案而起，支持包拯，要求仁宗撤銷對張堯佐的任命。結果，建議無效，王舉正不得不進行廷辯，即在皇帝上朝時與之當面辯論。 
    在廷辯時，包拯情緒激動，離開座位走近仁宗，竟將唾沫濺到仁宗臉上，以致仁宗不悅而退朝。包拯百折不撓，繼續(xù)彈劾張佐堯，前后共有六次之多。最終讓仁宗作出了讓步。
    嘔心瀝血 為民請命 
    北宋王朝進入中期，勵精圖治的精神逐漸消失，因循茍且、貪污腐敗之風蔓延，官僚盤剝，農民苦甚。因此，包拯在以大無畏精神肅貪反庸的同時，還嘔心瀝血為民請命。 
    當時，賦稅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難使人應付的是折變、支移以及頭子、倉耗。所謂“折變”，是將明文規(guī)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臨時需要折合成現錢或其他物品交納。折來變去，官員們從中牟利，納稅人負擔加重。“支移”是將就地交納的稅糧移到其他地方交納。如果移地交納現金，官方還要索取“腳錢”。“頭子”與“倉耗”都是按賦稅的一定比例增收的附加稅，只不過后者找一個“倉庫損耗”的名義，巧立名目而已。 
    包拯得知陳州五縣的折變問題十分嚴重，立即上奏折《請免陳州添折見錢疏》。奏議中說，一斗小麥市場實價50文，卻被官府折變?yōu)?00文，外加腳錢、頭子、倉耗40文，共計140文，必須立即取締，改為按市場實價計算或“納本色”，即以實物交付。 
    包拯還發(fā)現淮南、江浙、荊湖等地同樣存在折變問題，其程度之嚴重不亞于陳州。他心急如焚，連續(xù)四奏免除江淮兩浙的折變。包拯要求停罷或減輕苛捐雜稅，“民歡呼至泣下”。 
    在奏議中，包拯還指責一些地方官吏“雖有前件圣旨指揮，本處官吏并不遵稟”，并具體指出：“發(fā)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為國斂怨，莫甚于此。” 
    此外，包拯賑救的范圍不僅包括災難深重的農民，而且包含更廣泛的民生。罷巡驛、保民田、除放欠、改鹽法、救饑饉的奏議，都給水深火熱中的百姓帶去實實在在的利益。 
    開封府流傳著包公“開后門”的故事。說是包拯主開封府政期間，各地民眾紛至沓來，申訴冤情。但是由于衙役道道把關，許多狀紙到不了包拯手上。包拯知道后，決定打開其辦案大廳的后門，讓平民百姓可以直接進入衙堂，向他面訴案情。拳拳之心，在一個個流傳千古的故事中為后人所傳頌。 
    嚴于律己 為官清廉 
    42歲時，包拯被提拔為大理寺丞、知端州。端州特產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凡在這里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guī)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 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系，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包拯一上任就高調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guī)則，下令只能按規(guī)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并且表態(tài)，自己決不要一塊端硯。此舉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滿，被調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拯也因“端硯事件”被皇帝賞識，被任命為監(jiān)察御史，負責監(jiān)察百官，“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 
    令人欽佩的是，從政25年間，包拯彈劾過不少官員，記恨者比比皆是。但他依然能在官場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原因就在于包拯本人廉潔如水，清若明鏡。歐陽修在《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這樣贊美他：拯性好剛，天姿峭直，晚有直節(jié)，著在朝廷。 
    他執(zhí)法如山，鐵面無私�！端问�·包拯傳》中記載：“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據司馬光《涑水紀聞》所載，他知廬州后，“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橫行霸道的官員為之收斂，堂舅犯法一視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說：“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他發(fā)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訓，叮嚀子孫務必將清正廉潔的家風一代代傳下去：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四《包孝肅公家訓》） 
    包拯曾執(zhí)政開封府，其間，他執(zhí)法嚴明，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治京有方，堪為中國官僚的模范。如今，在開封，我們會發(fā)現包公給這座城市留下的烙印，如開封府、包公祠、包公湖、包公豆等。 
    嘉公式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樞密院處理政務時突然發(fā)病，自此臥床不起，一代名臣，與世長辭。他病逝時，“京師吏民，莫不感傷，嘆息之聲，大街小巷都可聽得到。” 
    千百年來，為官清廉、秉公執(zhí)法、剛正不阿的包公精神，跨越時空，備受人們推崇。如今，包拯及其所代表的精神作為一種歷史文化遺產，也為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