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jié)、元宵節(jié)期間,開封一系列文化旅游項目的安排,使?jié)庥舻拇笏挝幕俅纬蔀闅g度佳節(jié)的人們盡情享受的精神大餐。宋文化奠基于開封,成形于北宋。這些年來,通過推進文化開封建設,開封的宋韻特色在不斷彰顯,“宋韻開封”的品牌愈加出彩。宋韻特色,其實是新時代里宋文化的魅力。
作為中華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外學者如何看待宋文化?或者說,在他們眼里,宋文化是一道怎樣的風景?作為生活在皇城根下的開封人,了解研究這些,對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建設宋韻開封十分必要,也很有裨益。
陳邦瞻:宋其三變,未睹其極
關于宋文化,宋人早有論及。史堯弼在他的《策問》中曾說:“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兩宋歷史300多年,史堯弼生活在兩宋之交,所以他說的“文物”,當然不是指后人通過考古發(fā)掘出的宋代的瓶瓶罐罐,而是指宋代文明,也就是宋文化。對此,南宋大儒朱熹也曾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到了明代,方孝孺曾以詩歌“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昆侖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對宋文化給予了高度肯定。史學家陳邦瞻在其編撰的《宋史紀事本末》中說:“宇宙風氣,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 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
宋代處于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轉型期,這早已是學界公論。陳邦瞻提出“宋其三變”之論,正是看到了這個轉型。在大宋歷史上呈現出的變化,如商品經濟的繁榮,科舉選官的興盛,文官政治的凸顯,市民文化的興起等,無不是前朝之所未見。“而吾未睹其極”之說,更是說明了宋文化對后來中國社會歷史的深遠影響。
嚴復:趙宋歷史,最宜究心
晚清啟蒙思想家嚴復,學貫中西。為救亡圖存,他放眼看世界,呼吁變法,提倡西學,開啟民智,貢獻甚大。但是他決不是個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的人,相反,在對比中西文化異同的過程中,他認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對傳統(tǒng)文化主張去其糟粕,“擇其故所善者葆而存之”。
晚年的嚴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重擊,對中西文化的態(tài)度有了重大轉變,更加推崇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對于宋文化,在與后輩熊純如的信札中,針對西方文明“其弊日見”的現實,他“痛詆不 已”。他這樣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于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
“究心”者,專心研究是也。嚴復晚年為何如此看重宋代歷史,不得不說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
王國維:漢唐元明,皆所不逮
清末民初杰出學者王國維,在教育、哲學、文學、戲曲、美學、史學等領域均有深厚造詣。他特別推崇宋文化,尤其是宋代思想文化的價值。在《宋代之金石學》中,他開篇就說:“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接著他在羅列宋代哲學、科學、史學、繪畫、詩歌、考證等領域代表人物后,下結論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fā)端于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chuàng)學術之一。”
天水是趙姓族人的郡望之地,《宋史》說“天水,國之姓望也”,“天水一朝”也就是“宋朝”。“天水一朝”的大宋,其文化在王國維眼里,為何漢唐元明皆所不逮?這是多么誘人的話題!
呂思勉:創(chuàng)辟時代,不同前人
呂思勉是我國現代史學史上唯一在通史、斷代史和專史等領域都做出重大貢獻的史學家。
對于宋文化,呂思勉在《中國通史》中多有論述。他說:“宋朝是一個有創(chuàng)辟的時代。其學術思想和文藝都有和前人不同之處。”“宋學總不失為一種獨立而有特色的學術。”
對于宋文化的地位和影響,他又說:“宋學從第11世紀的中葉起,到17世紀中葉止,支配中國的思想界,約600年。”這個論斷與明代陳邦瞻的“吾未睹其極”之說完全一致。
不僅如此,呂思勉還看到了科學技術對宋文化的巨大作用。他說:“印刷術的發(fā)達,是推動宋代文化的巨輪。”
陳寅。涸鞓O趙宋,民族瑰寶
1943年,拒絕日本請求、在廣西大學任教的史學大家陳寅恪,為另一位史學家鄧廣銘的《宋史職官志考證》欣然作序。在這篇序言中,他對宋文化下了一個著名論斷:“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所以他自信地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陳寅恪不僅對宋文化十分推崇,而且充滿了文化自信,認為宋文化“終必復振”,明確提出了“新宋學”的概念,并視“新宋學”的建立為民族文化復興的標志。
錢穆:不識宋學,不識近代
歷史學家、國學宗師錢穆,曾提出“不知宋學,即無以識近代”的著名論斷。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引論”中說:“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當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別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錢穆看到了宋代文學、政治和社會多方面的進步,且十分看重宋代理學的價值。他在《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中說:“宋人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其所倡導,則已逾兩漢而上之矣。……相位之更重于君位,而師道之更尊于君道,其事皆從宋代起。社會下層有轉超于政治上層者,則宋代之較漢唐,其在中國文化展演之階程上,不得不謂其又進了一步。……宋代理學提倡正心術之說,對中國文化之大貢獻處之終為不可忽視也。”
不僅如此,錢穆還在其《理學與藝術》一文中提出了“后代中國”的觀點:“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所以他在《宋以下中國文化的趨勢》中又說:“宋元明清四代約一千年,可以說是中國的近代史。”
鄧廣銘:空前絕后,世界領先
宋史專家鄧廣銘在其諸多著述中對宋文化的成就和地位都給予了充分肯定。在《談談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中,他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最高階段。兩宋時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在《宋代文化的高度發(fā)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中他說:“宋代文化的發(fā)展,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達于頂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在《〈北宋文化史述論〉序引》中,他又說:“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它是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的。”
1991年,北京國際宋史研討會舉行。在開幕詞中,作為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的鄧廣銘說:“宋代文化發(fā)展所達到的高度,在從10世紀后半期到13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是居于全世界的領先地位的。”2008年,《鄧廣銘自選集》出版。在《自序》中他說:“宋代的文化學術,較之它的前代都有長足的進展。這從其文學、史學、哲學等學科之并駕齊驅的現象來說是如此,從其每種學科中都先后出現了造詣高深的學人與論著來說也同樣如此。”
一城宋韻,八朝開封,中國學者關于宋文化地位和價值的論述,在新時代的文化建設中值得我們扛起這分自信,并作進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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