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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主干。而孔子作為儒家文化的符號，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作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足見《論語》這部書對我國歷史發(fā)展影響之深、范圍之廣。 
    一句名言爍古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8月11日清晨，環(huán)城公園綠樹成蔭，深深淺淺的翠色之中，傳來陣陣稚嫩的讀書聲。兩名七八歲的孩子背著雙手，挺著小胸脯，一字一句地朗誦著，許多在附近鍛煉身體的市民也隨之輕聲附和。 
    《論語》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由孔子應答弟子、時人之語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的匯編，比較忠實地記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和事跡，是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和行為的重要資料，也是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之經(jīng)典。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論語》承載了華夏文化中的精華，猶如皎皎月光，閃耀在中華民族思想的天空中。 
    《論語》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之際，在漢代已被列為學子必讀的 “七經(jīng)”之一。到唐代，唐文宗開成年間刻石于國子學，又將其列為 “十二經(jīng)”之一 。宋代理學家朱熹又將 《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提出，與 《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 ”。 “四書 ”“五經(jīng) ”遂成為封建社會后期學校教育的主要教科書，科舉必讀之經(jīng)典。國學大師南懷謹先生曾說過，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qū)，只要不故加曲解，《論語》始終具有不可損毀的不朽價值，后起之秀如篤學之、慎思之、明辨之，融會有得而見之于行事之間，必可得到自證。 
    北宋初期，出了一個聲名顯赫的宰相，《論語》一書也因他而再次大放異彩，他就是趙普。 
    趙普，字則平，北宋幽州薊（今天津市薊縣）人，性情深沉，有謀略。后周顯德初年，劉詞任永興節(jié)度使，趙普被聘為從事，后周世宗柴榮攻打淮南時，任命趙普為軍事判官。當時趙匡胤的父親也領兵在淮南作戰(zhàn)，生病于滁州，趙普求醫(yī)問藥伺候。趙匡胤的父親視他為趙姓同宗。后淮南戰(zhàn)事平息，趙匡胤任同州節(jié)度使，趙普投入趙匡胤的幕府并成其心腹，幫助趙匡胤策劃“陳橋兵變”，助其奪取政權。趙普歷任軍事判官、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樞密副使、樞密使、檢校太保、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一生曾先后三次為相，是北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 
    史料記載，趙匡胤雖然出身行伍，卻非常喜歡讀書。無論是以前行軍打仗還是當了皇帝，一有空即手不釋卷，勤讀不輟。剛剛定國后，趙匡胤決定于建隆三年改元，于是命令趙普給自己的朝代議定新年號，趙普等人經(jīng)過反復斟酌，終于議定年號為“乾德”。 
    此時，國家還不安定，直到乾德三年，趙匡胤才平定了后蜀，皇宮里收留了一部分后蜀宮妃。一天，趙匡胤在她們的住所忽然看見一面銅鏡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鑄”，趙匡胤大惑不解，一位翰林學士小聲說了一句：“乾德是偽蜀用過的年號。” 
    聽聞乾德是亡國的年號，趙匡胤非常惱怒。想起趙普身為宰相，卻不讀書、不知史，讓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這么大的一個洋相，真是不可饒恕�；实坳幊林�臉坐了半天，還是壓不住心頭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趙普過來。”趙普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走向御案前，皇帝拿起御筆，蘸飽了黑墨，在趙普臉上就是一陣亂寫亂畫，弄得他滿臉滿身翰墨淋漓。 
    趙普雖然足智多謀，天生聰睿，但畢竟是半路出家的“半吊子”儒士，算不得飽讀詩書、科場出身的學者。趙普的智慧和遠見，來自于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善于思考的大腦。在戰(zhàn)爭年代，這能力還足以應對各種危局，但身處風云激蕩的大變局時代，暗流洶涌，玄機重重，光有聰明不夠，還需有高瞻遠矚、先人一步的大智慧。這智慧或許只有從書中才可以獲取，但趙普畢竟肚里的墨水稍顯不足，治理國家、上書言事，就有點勉為其難、捉襟見肘了。 
    受此奇恥大辱，趙普開始發(fā)憤讀書。他有一個大書匣，不許別人動，每日朝罷回家，關門開箱，讀書不倦，次日上朝決策處事，便覺得順心順意、干脆麻利�？v覽宋太祖開國的重大國策，如先南后北的統(tǒng)一方針、削弱武將權力等，多出于趙普之手。 
    宋代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記載，宋初宰相趙普，人言所讀僅《論語》而已。宋太宗因此問他。他說：“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 
    此即史學家評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唯嘉其讀能所用。于是，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流傳開來。 
    一則“撒謊的故事” 
    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典故，自古以來爭議頗多。文史大家洪業(yè)先生就曾撰文稱“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語是“撒謊的故事”。 
    說法一：從《宋史》的記載來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薨，家人發(fā)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趙普早年學習和熟悉的是“吏事”（這與其出生的家庭有關），而“寡學術”即不學無術，等當了宰相之后，由于適應不了宰相之職和趙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趙匡胤才經(jīng)常勸他讀書。到了晚年才“手不釋卷”，死了以后發(fā)現(xiàn)他讀的居然就是一部《論語》。這樣的歷史事實昭示：既然趙普在當了宰相后宋太祖勸他多讀書，而到晚年手不釋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論語》，這就說明他在趙匡胤當皇帝時出任宰相，與《論語》并無關系，那么，羅大經(jīng)筆下所寫的“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實。 
    說法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驚世駭俗的典故，假若屬實的話，《宋史·趙普傳》就理應提及。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宋史》的編纂雖然早在元初忽必烈當政時期就列入議題，但真正落實撰寫，則是到元末至正三年才由丞相脫脫主持編纂，脫脫辭職后由右丞相阿魯圖接替主持編纂，總共只用了兩年半便倉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編排、檢校以及文字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都顯得相當粗糙。然而，《宋史》卻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tǒng)、全面的一部史書，因而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當時，包括《論語》在內(nèi)的“四書”已經(jīng)被正式作為科舉取士之標準，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業(yè)已流行多年，《宋史》既為趙普作傳，卻對此只字未提，足見就連其編纂者對此一說并未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