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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是人類最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軍事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之一。有漢以來，歷代帝王仕儒向他敬奉了無數(shù)桂冠，如“大成至圣”“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天下文官祖，歷代帝王師”�？爱敶俗u的，中國歷史上僅此一人。 
    作為儒家思想的開創(chuàng)者，孔子雖述而不作，但數(shù)千年來的歲月流轉未曾模糊他思想的光芒。在漫長的2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儒家思想時而沉潛低徊，時而昂揚直上，但始終平和、包容、理性地對待本民族的其他文化以及外來文化，吸收消化、融會貫通，博采諸家之長，從而不斷引領并主導著中華文化的前進方向，塑造了中華民族崇文守禮、勤勞勇敢、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和品質，無數(shù)志士仁人通過精研《論語》，從中汲取智慧，一次次賦予其新的時代生命。 
    孔子建筑了一座思想的宮殿，嵯峨雄偉、金碧輝煌，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文學、管理學、民族學、教育學、心理學、史學、美學、倫理學、語言學、檔案學、藝術學、軍事學、醫(yī)學等多門學問蘊涵其間，思維收放自如，警句俯拾皆是。他以仁、義、禮、智、信為基，忠、德、寬、恕、勇為棟，以孝、廉、恭、儉、敏為梁，和合、中庸、教化、六藝為檁，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椽，以畏天命、明天理、敬天道為脊，聳立起中華民族最初的人文精神大廈。 
    中庸是儒家的為人之道，也是最容易理解而最難做到的。中庸之道同大學之道一樣，是儒家修身治人的內圣外王之道。內圣方面，首先是性情的中和修養(yǎng)�！吨杏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開篇就是在講性；“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這是講情�！吨杏埂肥侵鲝垉戎型夂偷�。為什么要說喜怒哀樂，不說一個喜字或其他方面？因為古代的“和”必須是多元構成，“物一不講”。接著《中庸》引用了大段孔子的話論述中庸，歸納起來有時中、中正、中和3種。時中就是因時變化以求其中，孟子贊揚孔子“圣之時也”即此意。中正，一是認識論，要客觀；二是思不出其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講秩序之正。中和則是一個外在的和諧狀態(tài)�！吨杏埂分�道，就是中和之道。不過，中、和有主次。中是內，是本；和是外，是末。沒有中，便沒有和。這是中庸之道的內容。中庸之道絕非不偏不倚的調和之道，孔子并非不講極端，而是主張以他平他，例如寬猛相濟，就是這樣。所以不偏不倚是假中庸。 
    “君子”與“小人”相對，二者都不是孔子創(chuàng)造的名詞，而是在孔子之前“古已有之”，不過，與我們現(xiàn)在對“君子”和“小人”分別指“有德”和“ 缺德”的人這種理解不同。孔子之前，“君子”和“小人”是以“位”分而不以“德”分的，換言之，區(qū)分“君子”和“小人”的準則不在于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而在于是否出身貴族，“君子”是指具有貴族血統(tǒng)的人，而“小人”則是指一般的平民百姓。 
    孔子將“君子”和“小人”之別的標準從“位”轉換為“德”，使得“君子”成為一個道德的主體，正是孔子的新貢獻。如此一來，“君子”不再由血統(tǒng)來決定，不再只是少數(shù)權勢階層的專享名號，而變得向所有人開放。任何人只要通過自己的修養(yǎng)而具備高尚的品德，就可以成為一位“君子”。反過來，即便出身高貴，如果不具備良好的道德修養(yǎng)，也仍然稱不上是“君子”。正是經(jīng)過孔子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君子”才成為一個人人可學而至的人格典范。也正是由于可學而至，不是一個無法企及的位格，“君子”才成為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儒家知識分子都立志追求或至少是內心敬重的對象。 
    “禮”字幾乎貫穿了整部《論語》，似乎在每一篇章里面都有涉及�？鬃又v“禮”，首先表現(xiàn)了其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擔憂。春秋末年，禮崩樂壞、動蕩不安，社會處于急劇變化之中，原有的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諸侯國不守“周禮”，鬧得天下一團烏煙瘴氣。為此感到憂慮的孔子及其門徒，自然而然地以上古禮制來表達對當時社會現(xiàn)狀的關切。于是，孔子“正名”的思想應運而生。其次體現(xiàn)孔子以禮治國的思想，即“為國以禮”。眾所周知，孔子致力于維護三綱五常、宗法為大。而“禮”的本意就是封建制度下的等級思想。所以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再次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的皈依�？鬃拥纳�活中處處有“禮”，語言、行動等，一定要合乎“禮”的要求，否則就是“非禮”�？偠�言之，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jīng)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為人處世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鑒意義。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幸而避免了災禍，這種人遲早要栽跟頭。又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即強調從自身出發(fā)修養(yǎng)品德的重要性。再如“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舉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孔子覺得志向在于道，根據(jù)在于德，憑籍在于仁，活動在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jié)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yè)的成功。由此可見，孔子的教育理念中，全面發(fā)展很重要。 
    孔子是中國古代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締造者。他從思想者走向實踐者、從政治家走向思想家，他創(chuàng)立的儒家思想是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他的國家觀、社會觀、人民觀建立在國富民強、長治久安的目標基礎上。他的政治主張、國家政策、文化觀念、哲學思想、社會理論、道德倡議，從國家、社會、個體三個層面，錘煉出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特質，以強大的內聚力、穩(wěn)固性和認同感，奠定了中華文化最初的基因，引領了中華民族最早的夢想。 
    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長王大千認為，隨著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到來，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愈加彰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尤其是儒家文化相融合，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一融合的過程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過程；融合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大眾化；融合的最主要成果，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價值體系。 
    雖然《論語》產(chǎn)生于中國古代，但《論語》及儒家思想并未過時，而是隨著人類社會的進程被賦予新的意義。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能從《論語》中借到一雙慧眼，讓目光由外向內看，完滿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