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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湟湟千年華夏文明，正是從這塊黃土地上發(fā)源流淌，繼爾漫延全中國的。河南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意義，套用一位河南作家的妙語：“河南人就是咱中國人的媽”來解釋最為恰當。如今，這位母親乳汁斷盡，人老色衰，滿臉風霜，踡縮黃土一角，莫名成了兒女嘲笑的對象，這實在是一種文化的悲哀。而時下關(guān)于河南的笑話漫天飛，河南在一種“流言運動”中被肆無忌憚地蹂踐，又實在是我們民族整體的悲哀。

　　河南人被群體歧視，是一個尷尬而又沉重的文化現(xiàn)象。昔日的輝煌，厚重的人文，竟那樣輕而易舉被幾句流言，幾個笑話掩蓋，這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笑話。這一方面緣于我們可怕的無知和愚蠢的偏見，另一方面也有河南人自身的原因�，F(xiàn)代化進程中，隨著承載農(nóng)耕經(jīng)濟的黃土文明不可避免的衰落，河南也隨之迷失了自我,迷失在歷史的黑洞里，迷失在麻木的消怠上，迷失在自我消解的中庸中。

　　河南的問題，最終還需要河南人自己來解決。而地域文明的振興，首先在于精神的勃起。勃起需要的刺激，已經(jīng)太多太多，時下，我們應(yīng)該更關(guān)注河南精神重建的態(tài)勢與內(nèi)涵。自然，這是一個深刻而博大的命題。但我們不妨先從尋找迷失的自我開始。

　　河南人之所以為河南人，是緣于地域，是緣于歷史，是緣于血脈。那么，就讓我們順著地域文化的長河，從個體文明的源頭開始，沿著祖先的足跡，尋找那個我們曾經(jīng)失落的世界，并捎帶從歷史的長河中采擷些文明的珠寶，熬煎一副精神的良藥，然后，清洗文化的傷口，挖去精神的惡瘡，外貼內(nèi)服，再塑河南的精神鋼骨，還原一個健康的中原文明。讓郁悶已久的河南人氣吐眉揚，再次挺撥地站直腰板，用驕傲的豫中話大聲宣布：俺是河南人。

　　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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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拂去歷史的塵埃，沿著時間的長河，從春秋走來，從秦漢走來，從唐宋走來，從近代走來的那些河南人，一個個都是人格茁壯，性格鮮明，或察天觀道，或倚劍長笑，或游刃權(quán)謀，或詩筆作刀，無不熱血滾燙，豪氣沖天，一肩擔天下道義，一肩負百姓福利。他們從來都是那樣古道熱腸，或是激蕩著感天動地的仁道大義，或是充盈著悲天憫人的救世情懷。這體現(xiàn)在俠士武將身上，是忠肝義膽，是精忠報國；體現(xiàn)在文人官員身上，是憂國憂民，是鞠躬盡瘁。這種濃濃的入世情懷，生生不息，傳遞千年，一直激勵溫暖著每個中國人的心田。

　　河南人中，最有名的當屬老莊。這兩位道家先祖，雖也有報國救民之心，但卻選擇了“出世”之道。騎青牛瀟灑而去，御清風逍遙而游，縱是令人向往，消極避世，反璞歸真，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哲學，并歷來為統(tǒng)治者所用。正所謂“外示儒術(shù)，內(nèi)尊黃道”，就那樣心照不暄地操縱了中國幾千年。但如你所知，對黃道情有獨鐘，只是其“愚民”政策暗合“上級”的胃口罷了。面對慘淡人生，蕓蕓民眾，更多的河南人，憑著黃土賜予的豪膽，借著黃河賦給的熱血，選擇了更直接，更積極的“善其身，濟天下”的救世之道。

　　追溯先輩宗師，我以為首推戰(zhàn)國時期墨家的創(chuàng)始人墨翟了。黑翟是商丘人，他主張人與人平等相愛(兼愛),反對侵略戰(zhàn)爭(非攻)，用現(xiàn)代術(shù)語解釋，他大概是中國最早倡導博愛主義及和平主義的智者了。據(jù)考證，墨家學派是一個準軍事機構(gòu)的組織，有一套嚴密而獨特的組織管理方式，大概是中國江湖的最早幫會。我想這群俠士好漢，除了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之外，也一定會干些“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事來。

　　墨子之后，又有一個名叫荊軻的河南好漢閃亮登場。他是衛(wèi)國人（今河南境內(nèi)），是否墨子傳人，已不可考。我們只知道他愛好讀書，武藝高強。當年，為報燕太子丹知遇之恩，他毅然答應(yīng)執(zhí)行“不可能的任務(wù)”――刺殺秦王政。至今讀起史書中“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字句，依然會被那視死如歸的俠義大氣而深深振撼。長亭外，古道邊，殘陽似血，素衣如雪，一群高冠博帶的士子，穆然肅立，為一個怒發(fā)沖冠，將踏不歸路的河南人致敬送行。歷史就在那一瞬間定格，風化成一道凄美而悲壯的風景，感動了我們幾千年。

　　唐時，嵩山上又沖下來一大批勇猛無比的少林武僧，他們護唐王，斗惡賊，上演了一部蕩氣回腸，精彩無比的除奸懲惡的《少林寺》。到了宋朝，河南湯陰縣，又走出一位頂天立地，能文能武的民族大英雄岳飛。當白發(fā)蒼蒼的岳母為兒子刺下精忠報國四個大字時，不但把一種強健的民族精神烙在岳飛的心間，也刺醒了每個有熱血，有良知的中國人。當年，岳家軍（必然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河南的熱血漢子）紀律嚴明，作戰(zhàn)勇猛，使得金人只能哀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想想岳大將軍那桿出神入化的金槍，是如何為柔弱的王朝前挑起一面自信的大旗，想想岳家小將那雙所想披靡的銀錘，是怎樣給野蠻的夷族砸響警告的銅鑼。而那首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又是怎樣激勵著中華好兒女，一代又一代，譜寫精忠報國的歌。

　　當歷史滑過上世紀50年代，在炮聲轟轟的朝鮮戰(zhàn)場上，高吭激越的豫劇曲調(diào)正在響起：“劉大哥講話，理太偏，誰說女子不如男？”是的，那是河南人的驕傲，奇女子常香玉，正在率團義演。當年，就是她，不辭勞苦，全國巡演，竟為志愿軍募捐了兩架飛機。河南人的愛國情懷，一旦被激發(fā)，他們可以創(chuàng)造出無數(shù)個奇跡來。需要補充的是，著名抗日英雄吉鴻昌將軍，也常眠在這片土地上。

　　河南文人中，這種可貴的人文情懷，表現(xiàn)最明顯的便是鞏縣人杜甫了。這位大詩人，令人尊敬的只能用偉大來形容。他是如此深愛著這片土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他對社會不公的憤怒，“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是他對戰(zhàn)火下孤苦百姓的同情，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他最樸素的人文理想。還有那沉甸甸，至今誦讀依然揪心的“三吏三別”，是他對暴政的諷刺控訴。這些美麗動人的詩句，不知溫暖了多少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

　　再如中唐的洛陽人劉禹錫，他與白居易齊名，且志同道合，一致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新樂府運動，他自愿把百姓擺在第一位，喜歡替百姓說話。所作的政治諷刺詩，辛辣尖銳；所作懷古詩，沉郁蒼涼，語淺意深；所作仿民歌詩，清新爽朗，別開生面。而他的同鄉(xiāng)元稹，也是此道中人。再后來，還有個叫元結(jié)的魯山人，其詩多反映民間疾苦之作，極力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的形式主義詩風，但流于極端，平生不做近體詩，古詩也平直單調(diào)。雖然其文學成就遠不能與前輩相比，但那河南人的熱血，還是相通的。

　　在歷代為民造福的河南官員中，最聰明的要算春秋時的范蠡，最剛正的是北宋的包拯，而最無私的，也是最令人感動的便是人民的好書記焦裕祿了。

　　范蠡是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春秋末年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出身微賤，但絕對聰明，輔作越王勾踐，巧妙美人計，苦心經(jīng)營，精密籌劃，終滅掉吳國，成就越王一代霸業(yè)。但功成名就時，他卻不慕富貴，巧妙隱身而退。《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后，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史記·貨殖列傳》又載：“后游齊國，至陶,改名陶朱公,經(jīng)商致富。晚年放情太湖山水,愛好養(yǎng)魚。著《計然篇》、《養(yǎng)魚經(jīng)》”。從政經(jīng)商，為國為家，這位河南人，以其智慧與行動妙解了一道“讀書人如何釋放人文情懷”的道德難題。其卓越的思想光輝，至今對視，依然有刺眼奪目的感覺。

　　那個“包龍圖端坐開封府”的黑臉“清官”，又是如何在原則與人情，強權(quán)與道義之間巧妙平衡，用剛烈懲治邪惡，以智慧伸張正義。老百姓的“天地良心”，“清官情結(jié)”，也因為這位曾在現(xiàn)實存在過的精神偶像，平衡了許多，安慰了許多。

　　而那個蘭考縣的現(xiàn)代父母官，用全部的生命和激情來實踐“為人民服務(wù)”的精神理想。在那些艱苦的日子里，他以黨性認真地堅守著，用良知小心地調(diào)整著，讓行動仔細地填充著。如今，這個偉大的精神坐標，以紀念碑的形式矗立著，在僵化的口號里宣揚著，雖有些孤獨，有些落寞，卻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存在。

　　在這里還值得一提的河南人，便是1700多年前的南陽人張仲景了。被后世奉為“醫(yī)圣”的他，面對兵荒馬亂、疫病流行的慘淡現(xiàn)實，以最樸素的想法，最誠摯的情感，毅然選擇了救死扶傷、濟世蒼生的醫(yī)生職業(yè)，做他所能做的事情。后來他寫就的《傷寒雜病論》，便是到了今天，依然在國內(nèi)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力。而書中的《金匱要略》部分，更被世代醫(yī)家尊為“醫(yī)方之祖”。

　　在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俠士試劍，武士弄槍，歌者展喉，文士投筆，官員動腦，醫(yī)生用手，紛紛匯聚在那面裂裂作響的人文大旗下，大氣瀟灑，豪情勃發(fā)地堅守著中原文明的最后一座未曾陷落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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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那腔滾燙的熱血，除了這般豪爽的情懷，河南人也有其秀致明艷的一面。地域文化中，河南文人歷來就以想象瑰麗奇特，文筆精致艷麗著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