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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之前的科舉，有所謂的“行卷”之說，即舉子在科舉前，將自己所作的詩文投贄給有關(guān)的官員，求得他們的賞識，冀圖通過這種考前的人際交往和運作，影響知舉官的閱卷取舍。一旦被錄取，雙方就有了座主、門生的師生關(guān)系，也為日后仕途中的攀附、結(jié)幫奠定了基礎。而這種關(guān)系的建立，在朝廷看來則是一種潛在的危險。為此宋太祖趙匡胤在開國之初的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即下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開寶六年（973年）更開創(chuàng)科舉的殿試制度，把科舉名次的最后決定權(quán)完全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及第進士皆“天子門生”，用不著再找知舉官的“恩門（師）”了。但他的這些硬性規(guī)定，雖取得一定效果，但并未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行卷”之風的盛行和知舉官們的徇私舞弊、錄取不公，同樣也遭到大多數(shù)士子的不滿和憤怒，群議沸騰，最終引起了朝廷的關(guān)注，雍熙二年（985年），知舉官蘇易簡“預薦”恩師王孚之子王千里事發(fā)，宋太宗“坐千里罪”并給蘇易簡“罷知制誥”的處分。明說是為了整肅科場紀律，更重要的還是對座主、門生關(guān)系的警惕和防范。

    隨后宋廷對科舉實行“封彌、謄錄”諸法，加上朝廷重典的震懾，知舉官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止。舉子們逐步看清通過考前“行卷”建立和知舉官的私人關(guān)系，并不能達到預期效果，也就主動放棄了“行卷”活動。慶歷元年（1041年），權(quán)知開封府賈昌朝上書宋仁宗“……公卷但錄題目，以防重復，不復觀其素業(yè)請罷去（行卷）”。詔從之。自此之后“行卷”之風，終于退出歷史舞臺。

    在此之后，知舉官與其所拔錄的進士之間，有時也還存在名義上的座主、門生關(guān)系，雙方也樂于承認。但與宋初及以前通過“行卷”結(jié)成的座主、門生關(guān)系，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宋對科舉制度的改革措施，對科舉公正作出了有益的貢獻，有些措施如“封彌”（現(xiàn)在叫做“彌封”）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實行。